理解了人民史观，才能真正看懂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底层逻辑 - 爱吱声

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便在不断演变与发展之中。探究这宏大历史画卷背后的驱动力，追问究竟是谁在书写历史、创造未来，构成了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最为核心且根本的议题之一。当我们回溯过往，面对王朝的兴衰更迭、文明的起落沉浮、思想的激荡碰撞、社会的巨大变革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油然而生：历史的演进，究竟是由少数卓尔不群的个体——那些被冠以“英雄”、“伟人”、“精英”之名的帝王将相、思想巨擘、军事统帅——凭借其非凡的意志、卓越的智慧和决定性的行动所塑造和引领？抑或是由广袤无声的民众——那些构成社会基础的普通劳动者、芸芸众生——通过其日复一日的集体实践、生产活动以及在关键时刻汇聚成的磅礴力量，共同奠定了历史前进的基石，并最终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英雄史观与人民史观。英雄史观，顾名思义，倾向于将历史创造的桂冠赋予少数站在时代浪尖的非凡人物。在这种观念看来，历史的重大转折、社会的关键变革，往往源于这些“伟大人物”的深思熟虑、雄才大略、乾纲独断或力挽狂澜。他们的品质、思想、决策与行动被视为历史进程的主要驱动力，是解释历史现象的关键钥匙。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民史观，它更常被称为群众史观。这一观念将目光投向了历史舞台上更为广阔的背景，强调构成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特别是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群众，他们通过持续不断的集体实践活动，构成了社会存在的基础，他们所形成的集体力量以及在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作用，才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的、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在这种视野下，历史不再仅仅是英雄人物的独角戏，而是由亿万人民共同参与、共同谱写的宏伟史诗。

出于一场和群友的对话，我尝试着从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论立场出发，对英雄史观与人民史观进行了深入的辨析与比较。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并非简单地在这两种看似非此即彼的史观之间做出某种折衷或选择。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基于其深刻而系统的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亦称唯物史观），对历史主体、历史动力、历史发展规律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提出了自成体系的、被其认为是科学的解释。事实上，人民史观并非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的一种平行观念，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应用于“谁是历史创造者”这一核心问题时，所得出的必然逻辑结论和不可或缺的核心构成部分。人民史观内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是其基本原理在历史主体问题上的具体展现。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石，为我们理解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提供了一套独特而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并非横空出世的玄思，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批判地继承人类思想史上优秀成果——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思想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和经济运行规律的洞见、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艰苦卓绝的实证研究，深入剖析其内在矛盾和历史发展趋势而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从长期被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所笼罩的迷雾中，迈向了科学的轨道。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贯穿始终的根本原则。它旗帜鲜明地指出，并非人类的意识、思想、观念、理论（社会意识）决定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经济结构（社会存在），而是恰恰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特别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意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道德规范、精神信仰、政治理念、法律制度、艺术形式等等意识形态，无论其表现得多么复杂和抽象，归根结底都是特定社会经济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提炼和系统化。这一原理彻底颠覆了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唯心史观。唯心史观，无论是认为历史进程由某种外在于人的神秘精神力量（如“天命”、“绝对观念”、“世界精神”）所主宰的客观唯心主义，还是认为历史是由少数英雄人物、杰出个体的思想意志所驱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它们的共同谬误就在于颠倒了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的真实关系，将意识视为第一性的、决定性的力量。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正是通过科学地阐明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将唯心主义从其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最后一个避难所中驱逐出去，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伟大变革。

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指出，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首先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不仅是人类个体生存的前提，更是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的生产方式，即特定历史阶段上人类改造自然以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构成了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生产力，指的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征服自然界的能力，它包括了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以及被加工改造的劳动对象这三个基本要素。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的、客观的尺度。生产关系，则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必然结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其中最核心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它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相互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方式。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其所处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便会从最初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转变为束缚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时，变革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制度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

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上形成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个经济基础，如同建筑物的地基，决定并支撑着其上的整个社会结构。在经济基础之上，必然会竖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实施机构（如国家政权、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这被称为政治上层建筑；同时，也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这被称为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共同构成了社会的上层建筑。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基本方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原则上就要求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其次，上层建筑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经济基础产生巨大的能动反作用。当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它就能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当它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时，就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革，甚至导致社会危机。这种决定与反作用的关系是辩证的、相互影响的，绝非机械的、单向的决定论。当上层建筑严重阻碍经济基础发展，不能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时，社会革命或社会改革就可能提上议事日程，以打破旧的上层建筑，建立新的上层建筑，从而为新的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开辟道路。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全过程，并规定着社会发展基本趋势的根本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社会发展的进程。在存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形态中（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必然会通过复杂的社会现象表现出来，其中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阶级，是在特定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阶级斗争，即被剥削阶级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以及不同剥削阶级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正是通过阶级斗争，特别是通过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够最终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而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更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坚信，历史唯物主义并非众多可供选择的历史观流派中的一种，而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称得上是科学的历史观。它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它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抽象原则、永恒不变的人性假设或某种主观的道德愿望出发来解释历史，而是牢牢立足于经验的现实，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活动——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这一客观事实出发，通过深入分析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矛盾运动和阶级关系，揭示了隐藏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能够穿透历史事件的表面现象（例如个别人物的活动、思想动机、偶然事件等），深入探究其背后更为深刻的物质动因、经济根源和阶级基础，从而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必然性。它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使得理解历史不再是单纯的故事叙述或道德评判，而是成为一门可以进行因果分析和规律探索的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起点，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但这绝非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那种原子式的、抽象的、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特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从事着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个人。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要理解人，就必须理解他所处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他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因此，理解历史，必须从这些具体的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他们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出发。这与唯心史观从抽象的“自我意识”、“绝对精神”、“普遍人性”或“类”的概念出发截然不同，后者往往脱离了人的现实物质生活基础，将人非历史化、非社会化。

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坚决排斥唯心史观，其逻辑根源就在于它牢牢确立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一旦承认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础，那么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社会意识，无论其多么重要和具有能动性，都不可能反过来成为最终的、本源性的决定力量。因此，对唯心史观的彻底批判，是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的逻辑前提和必然结果。同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核心原理，也从根本上揭示了人民群众（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主要承担者）是如何通过他们的集体劳动塑造经济基础，并进而规定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法律框架和文化形态。这也意味着，即便是那些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出现、活动范围、思想观念以及最终能否成功，都受到由人民群众实践活动所奠定的经济基础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条件的深刻制约。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在历史发展的宏观进程中，集体（人民群众）相对于个体（英雄人物）的优先地位和基础性作用。

人民史观，或称群众史观，并非一种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的、可以与之并列的史学流派，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回答“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社会历史观根本问题时得出的科学结论。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基本原理在历史主体问题上的必然体现和逻辑延伸。人民史观的核心论点清晰而坚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人民群众的具体构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是各不相同的。它并非指人口的简单总和，而是主要指那些在特定历史阶段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社会成员的总和。在存在阶级的社会中，人民群众通常包括了一切推动社会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例如，在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和市民阶层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一切赞成、参与和支持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这其中既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甚至还可能包括一部分愿意抗日的地主买办阶级成员。可见，“人民”的界定始终与特定的历史任务和阶级分析紧密相连。

尽管人民群众的具体构成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但其主体部分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劳动群众（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这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所决定的：既然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那么承担着物质生产任务的广大劳动者，自然就处于历史创造者群体的核心地位。他们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

从质量上看，人民群众并不仅仅是一个数量概念，更是一个与历史发展方向相关的价值概念。它特指那些其社会实践活动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致力于推动社会向前迈进的社会力量。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维护反动统治、代表落后生产关系的阶级或社会集团，例如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垄断资产阶级中的反动部分，即使他们在某个时期可能在数量上相当庞大，甚至掌握着统治权力，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他们并不属于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群众范畴，而是历史发展的障碍，是革命的对象。

因此，对“人民群众”的界定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判断。它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人口学统计概念，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阶级分析以及革命与进步方向的理解紧密相连的。所谓“人民”，在本质上是指那些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其根本利益、社会实践活动与历史前进方向相一致的社会力量，尤其是在阶级社会中，是指那些代表着新的、更进步的生产方式，并致力于推翻旧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的阶级（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被认为是人民群众最核心、最革命的部分）。因此，“人民”是一个动态的、与历史进步紧密联系的政治和历史概念。

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最基础、最根本的体现。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切物质资料，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所需，到复杂的生产工具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无一不是人民群众通过辛勤的、日复一日的生产劳动创造出来的。没有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整个社会生活都将化为乌有，人类文明也无从谈起。他们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的真正奠基者。

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包括科学知识、技术发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等，虽然其系统化的阐述、精致化的表达和理论化的提升，往往需要通过知识分子、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等社会成员的辛劳工作来完成，但其最终的、最深厚的源泉，则来自于亿万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社会交往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智慧经验、愿望要求，为一切精神创造提供了最坚实、最生动、最丰富的土壤和素材。同时，任何精神财富的真正价值，也最终需要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得到检验、认可和实现，才能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物质力量。脱离了人民群众实践的精神创造，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当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极力维护腐朽的经济基础时，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社会变革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此时，正是人民群众，通过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和斗争，特别是通过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奋起推翻反动的、阻碍历史前进的统治阶级和旧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制度，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人民群众进行社会变革、实现自身解放的主要途径和强大武器。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工人运动、民族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都雄辩地证明了人民群众是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决定性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深刻指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人民史观的核心思想。

人民史观不仅回答了历史活动的主体“是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根本机制和动力源泉。它明确指出，历史并非由少数天才人物的奇思妙想或主观意志所随心所欲地驱动，而是深深植根于物质生产的现实基础，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劳动实践、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演进，以及由此引发并最终得到解决的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而向前推进的。这种基于物质现实、集体实践和社会规律的历史解释，与英雄史观那种以个体为中心、强调精神作用的观念，形成了鲜明而深刻的对照。

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体系和革命实践中，人民史观与其根本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群众路线，存在着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被精辟地概括为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路线的制定和坚持，正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认识、高度认同和自觉运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虚心向群众学习，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并将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获得执政合法性、保持生机活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可以说，群众路线就是人民史观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化和方法论体现。

未完待续

英雄史观，作为与人民史观相对立的一种历史观念，其核心特征在于将历史发展的动因主要地、甚至是完全地归结为少数被认为是杰出的、非凡的个人的作用。这些所谓的“英雄”、“伟人”、“天选之子”、“时代精英”，例如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开宗立派的思想家、运筹帷幄的军事统帅、引领潮流的科技巨匠等，被视为历史舞台上真正的主角和剧本的撰写者。他们的思想观念、意志品质、性格特点以及关键时刻的决策与行动，被认为是决定历史发展方向、塑造历史进程、解释历史现象的关键性乃至唯一性因素。在这种史观下，历史似乎就是一部由这些大人物的传记串联起来的戏剧。

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英雄史观时，首先深刻地揭示了其深层的哲学根源——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其根本特征在于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颠倒性理解。它不承认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不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反过来，认为意识、精神、观念是第一性的、本源性的，而物质世界、社会存在则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英雄史观正是这种唯心主义哲学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表现和典型应用。它不是从制约着人们活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去探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是直接从英雄人物的“思想动机”、“主观意志”、“非凡才能”、“道德品质”等精神层面的因素出发，并将这些因素视为驱动历史车轮转动的最终的、根本的原因。无论是认为历史是由少数英雄人物的主观意志和思想所决定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还是认为历史是由某种神秘的“天命”、“绝对精神”或“上帝意志”通过英雄人物这个“工具”或“载体”来实现其自身目的的客观唯心主义历史观，尽管其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其本质都是唯心的，都未能科学地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动力和客观规律。

英雄史观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它完全无视或者极大地轻视了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基础对整个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制约作用。它无法科学地解释：为什么特定的英雄人物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涌现，而不是在其他时期？为什么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能够得到社会的响应并产生巨大的历史后果，而其他同样“杰出”的人物却可能湮没无闻或以失败告终？英雄史观往往只能将这些归因于英雄人物自身的天赋、机遇或某种神秘的“历史使命”。而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任何英雄人物的活动，都绝非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他们必须在由当时的社会物质条件（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关系结构）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内进行活动，并受到这些条件的深刻制约。英雄人物的产生是“时势”的产物，他们的成功也离不开相应的社会土壤和历史机遇。脱离了对特定社会物质基础的分析，英雄史观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无法提供对历史现象的深刻解释。

英雄史观将历史创造的丰功伟绩完全归功于少数英雄人物，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贬低、漠视甚至完全否定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在英雄史观的视野里，人民群众往往被描绘成消极被动的“芸芸众生”、“沉默的大多数”，甚至是愚昧盲从、需要被启蒙和引导的“群氓”，或者仅仅是英雄人物实现其宏伟目标的工具和手段，是历史舞台上的背景和道具。这种观点完全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根本创造者，更是推动社会制度变革、实现历史飞跃的主力军。英雄史观通过抬高英雄来贬低群众，颠倒了历史活动中主体与客体、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真实关系。

英雄史观之所以能够产生并长期存在，一个重要的认识论根源在于它往往混淆了历史现象与历史本质、历史的偶然性与历史的必然性。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直接地、生动地表现为个别人物（尤其是处于权力中心或思想前沿的人物）的活动、决策和动机。这些是个别的、表面的、易于观察到的现象，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隐藏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的，是决定历史发展总趋势的、更为深刻的物质经济动因、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以及阶级力量的对比变化，这些则是内在的、本质的、具有必然性的因素，通常不易被直接观察到，需要通过科学的分析才能把握。英雄史观往往满足于对表面现象的描述和对个体动机的猜测，未能深入探究历史发展的深层规律和根本动力，因而容易将个别人物的作用无限夸大，甚至将其视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因，犯了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识论错误。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深刻地指出，英雄史观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认识错误或方法论偏差，它常常与特定阶级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存在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中，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巩固既有的社会秩序，往往倾向于极力宣扬英雄史观。通过神化统治者（如君权神授、天才论）或少数社会精英的作用，可以为其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永恒性提供辩护，将他们的特权地位描绘成天经地义或能力所致。同时，通过强调英雄创造历史，可以有效地掩盖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实质，麻痹被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意识，消解他们的反抗精神，使他们安于被统治的地位，将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于“明君”、“救世主”或“精英”的出现。因此，英雄史观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剥削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维护既得利益、巩固阶级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的角色。中国传统史学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正史”书写传统，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它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

英雄史观之所以被马克思主义判定为“唯心”的，并不仅仅在于其抽象的哲学倾向，更在于它在面对历史现象的关键问题时所表现出的解释力的匮乏。它无法令人满意地回答：为何特定的英雄人物会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涌现？他们的思想或行动为何能够获得成功并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英雄史观对此往往只能诉诸于英雄人物自身超凡的天赋、坚强的意志，或者某种难以言说的神秘“历史使命感”。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提供真正科学的解释：英雄人物的出现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即所谓“时势”）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斗争激化和人民群众实践活动发展的客观需要。英雄人物能否取得成功，其思想和行动能否产生深远影响，关键并不在于其个人品质本身，而在于其思想和行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代表了当时先进阶级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以及最重要的是，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认同、拥护和支持。缺乏这种基于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框架，英雄史观只能停留在对历史的表面化、肤浅化，甚至是神秘化的理解层面。

另外，将英雄史观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分析，揭示了一种潜在的社会功能关系。通过反复强调少数精英的主导作用和决定性影响，英雄史观有助于巩固现存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等级秩序。因为它在潜移默化中向社会成员灌输这样一种观念：普通民众是缺乏远见、能力和行动力的，他们需要并且依赖于少数精英的领导和指引。这种观念自然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威和稳定，并抑制可能挑战现状的集体行动和革命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对英雄史观阶级性的批判，不仅仅是指出了其理论观点可能产生的社会根源，更深刻地揭示了其在现实社会运作中可能扮演的、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角色。

从马克思主义的严格理论立场来看，英雄史观与人民史观在解释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则、基本前提和核心逻辑上是相互排斥、根本对立的。它们对于“谁创造历史”以及“历史如何发展”这两个历史观的核心问题，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前者将历史的动因最终归结为个体精神层面的力量，后者则坚定地立足于集体物质实践活动和社会客观规律。任何试图模糊两者界限，或者寻找所谓“表面相似之处”（例如，两者都承认历史上存在着一些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突出人物）的努力，都无法掩盖它们在基本哲学前提、分析方法、价值取向以及最终结论上的深刻分歧和本质对立。其核心的、不可调和的差异在于：对于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终极力量的认定是完全不同的。 英雄史观最终诉诸于英雄的个人能力与意志，而人民史观则最终归因于人民群众的集体实践以及由这种实践所驱动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

“谁创造历史”这一看似简单的史学问题，实际上触及了一系列更为深层次的哲学议题，关乎我们如何理解历史的因果关系、社会结构的本质、人类能动性的来源与限度，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因此，选择英雄史观还是人民史观，并不仅仅是采取了不同的历史研究方法或叙事策略，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对社会现实、历史进程以及人类自身地位和作用的不同理解与价值判断。

英雄史观，由于其强调少数精英的决定性作用，可能在实践中导向精英主义的政治立场，认可甚至固化现存的社会等级和权力结构，容易使人产生对现状的被动接受，甚至滋生对强权人物的盲目崇拜和宿命论思想，从而可能削弱普通民众改变自身命运、参与社会变革的主动性和信心。

而人民史观，通过强调社会结构性变革的可能性以及普通民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和巨大潜力，则具有内在的解放意义。它赋予了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以历史主体的自觉意识，肯定了他们的价值和力量，强调集体行动和社会实践对于改造世界的决定性意义。它鼓励人们去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积极投身于推动社会进步、争取自身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去。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坚定地选择并捍卫人民史观，并将其视为对以往一切历史观（特别是英雄史观）的科学超越，根本原因在于它坚信，人民史观（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历史主体问题上的具体应用）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更为深刻、也更为科学的解释框架。这个框架不仅能够有力地说明人民群众的集体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如何奠定了全部社会历史的基础，而且能够在此基础上，辩证地、历史地解释英雄人物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他们又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发挥其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相比之下，英雄史观则被认为只能解释历史进程中的表层现象（如英雄人物的活动和影响），而无法触及驱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即物质生产条件、社会基本矛盾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因而其解释力是片面的、有限的，甚至是具有误导性的。人民史观的目标，是提供一个能够科学地统一说明宏观历史发展规律与微观个体能动性（包括英雄人物的作用）的、内在一致的理论模型。

历史唯物主义和人民史观在旗帜鲜明地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同时，绝非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完全否定个人，特别是那些在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马克思主义对英雄人物及其在历史中作用的理解是辩证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它既坚决反对那种将历史完全归功于英雄人物、神化个人的唯心主义论调，也明确反对那种完全抹杀个人（包括英雄人物）在历史进程中任何积极作用的机械论、宿命论观点。

马克思主义在科学评价英雄人物历史作用的同时，一贯地、坚决地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无限地、不切实际地夸大个人的作用，将个人（通常是领袖人物）神化，将其置于组织、阶级和人民群众之上，认为其言行就是绝对真理，要求对其进行盲目服从和迷信。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英雄史观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和危险变种。它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在实践中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会压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导致个人专断和决策失误，甚至可能葬送革命和建设事业。马克思主义崇尚英雄，是为了学习英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符合历史发展要求和人民利益的优秀品质、崇高精神和斗争经验，是为了从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而不是要搞顶礼膜拜、盲目跟从的个人崇拜。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英雄”概念，其核心特质在于其深刻的关系性。英雄并非仅仅由其内在的、固有的品质（如天赋、勇气、智慧）所单独定义，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由其与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的关系、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前进方向的关系所共同界定的。英雄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恰当地回应了时代的呼唤，准确地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且有效地组织和领导了群众，推动了历史的进程。这种理解，深刻地超越了英雄史观那种对个体天赋和能力的简单颂扬。

这种辩证的观点，也试图为历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结构与能动性”（Structure vs. Agency）这一经典理论难题提供一个富有洞见的解答。英雄史观往往过度强调个体能动性而忽视结构性制约，而某些形式的机械唯物论或结构决定论则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将人视为社会结构的被动产物。马克思主义关于英雄人物及其作用的论述，则力图展现一种辩证的统一：社会结构（包括物质生产条件、经济关系、阶级结构、文化传统、群众运动状况等）为英雄人物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舞台、可能性空间和客观制约，而英雄人物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动者，则在这些结构性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并通过他们的思想、决策和行动，反过来对历史结构的发展演变产生影响，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促进结构的转型。这提供了一个既承认客观规律的决定性作用和结构性力量的制约，又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人民群众的集体能动性和英雄人物的重要能动作用）的历史动力模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英雄史观与人民史观代表了两种在根本上对立的历史哲学观念。英雄史观植根于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倾向于将历史创造的荣耀归功于少数天赋异禀、能力超群的杰出个体，其致命缺陷在于忽视甚至否定了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以及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与此相反，人民史观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必然推论和核心体现。它科学地、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根本创造者，更是推动社会制度变革、实现历史跨越的决定性力量，从而确立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真正主体地位。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坚持人民史观并非源于某种主观的情感偏好或者政治宣传的需要，而是因为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最为科学、最为深刻的反映。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在其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归根结底是亿万人民群众通过持续不断的生产实践活动，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着自身和社会关系；并通过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不断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宏大过程。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历史发展的最终源泉和根本动力。

与此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坚持人民史观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否定或抹杀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个人与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相互关系。它充分承认杰出的英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凭借其卓越的才能和远见卓识，发挥重要的倡导、组织、领导和推动作用，甚至在关键时刻对历史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但是，马克思主义同时更深刻地指出，英雄的作用终究是第二位的、派生的，他们是历史发展和群众实践活动的产物，他们的作用发挥必须以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并得到人民群众支持为前提。对英雄人物历史作用的科学承认，绝不能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绝不能滑向脱离客观基础、脱离人民群众的个人崇拜的泥潭。

最终，我们选择何种历史观，绝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它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如何理解波澜壮阔的人类过去，如何认识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更直接关乎我们如何思考并塑造人类的未来。英雄史观，由于其内在的精英主义倾向，可能导向对现实秩序的被动接受、对强权人物的盲目服从，甚至陷入历史宿命论的消极心态，使人忽视自身蕴藏的巨大力量和改变现实的可能性。而人民史观，则通过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赋予了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主人翁意识。它强调集体行动、社会实践的无穷伟力和创造性，鼓励人们去认识、尊重并自觉运用社会发展规律，积极主动地投身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中去。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史观，不仅是科学地认识和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动员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肩负起历史使命，为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最终达至人类解放这一崇高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必然要求和强大思想武器。

全文完

特征	英雄史观	人民史观
首要历史主体/动因	少数杰出个人 (英雄, 伟人, 精英, 帝王将相)	广大人民群众 (特别是从事生产劳动的阶级和阶层)
根本历史驱动力	个人的思想观念, 意志品质, 决策行动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社会基本矛盾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阶级斗争
英雄人物的角色与来源	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命运的主宰者, 天赋异禀者	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时势造英雄"), 先进阶级或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 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群众实践和支持
哲学基础	历史唯心主义 (认为意识、精神是第一性的)	历史唯物主义 (认为物质、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
个体与集体关系	个体（英雄）支配、引领、塑造被动的集体（群众）	个体与集体辩证互动; 集体（群众实践）是基础和源泉, 个体（英雄）从中涌现并在集体提供的舞台上活动
对群众的看法	被动, 消极, 盲从, 缺乏创造力, 是英雄的工具或背景	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智慧和力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