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克妮丽雅收到了一个牧师转交的匿名信，信中说明了范隆受审的经过和“婚外情导致了背叛”的结论，并承诺为了她和她的女儿的名声，他们会对此永远保密。历史学家、《荷兰二战史》的作者路德涌（Loe de Jong）教授也采信了维姆的说法，把伊妮作为范隆的情人写进了他的专著里（在书中他隐去了范隆的真名而使用了化名范阿尔戈（Van Arkel），因为他出书时正逢可妮丽雅在竞选法院副院长一职【奇怪的是，我用她的娘家姓Cornelia ‘Non’ van Marle和夫家姓都找不到相关信息】）。
范隆被迫辍学后，他和同学克妮丽雅（Cornelia van Marle）一起申请到Bunker, Hendrix and De Pont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职位，为大律师Jan de Pont工作。律师事务所位于阿姆斯特丹市，皇帝运河街401号Keizersgracht 401，在那里，他们主要客户就是被捕的抵抗者和犹太人。他们既要面对法庭的粗暴无礼忍气吞声笑脸相迎，又要面对被迫害者的殷切期望掩饰自己的无能为力，这一切让他们身心俱疲。克妮丽雅回忆说，范隆在那段时间里刻苦学习法律知识，而且他比别人更加同情犹太人和被捕的抵抗者，使用了最为积极甚至冒险的法律手段救助他们。第二年，1943年6月22日，他们在离办公室4公里的Zuider Amstellaan街44 号公寓结婚了。
Johan & Cornelia van Lom 作者: 七月群山 时间: 2019-1-22 20:09
二
9月的时候，伊妮（Tjodina ‘Ini’ Tijmstra）从海牙跑到他们这里来求助。伊妮是克妮丽雅的妹妹海蒂（Hetty）的同学和闺蜜，当然和克妮丽雅也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她在海牙的劳工局工作，因为把当局强征劳工（Arbeitseinsatz）的名单泄漏给了抵抗组织，警告他们逃亡；结果被同事告发了。范隆费了好大力气帮伊妮摆平了案件，使她可以回到海牙作一份教职，不过可以想象，她应该是被当地的警察部门注意上了。半年后，伊妮逃回阿姆斯特丹，在范隆家相邻的一个狭小单间住下。依照伊妮的记载，她在克妮丽雅家做客的时间肯定比她待在自己的小屋里的时间多得多。
1944年6月8日，范隆的女儿安娜降生。那段时间范隆很忙，都是伊妮在照料产前产后的可妮丽雅。当时德蓬斯（Jan de Pont）接手了一个大案子，而范隆是他的唯一助手。那个案子是给地下刊物《言论报》（Het Parool）的22个被捕人员辩护，官司一直打到德国的最高法院；从7月25日开庭，到8月8日结案，22人中有12人被判无罪释放，3人轻判，回荷兰服刑。
这个结果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大胜利，大律师德蓬斯的名气一下子又大了一倍，范隆自然功也不可没。《言论报》总编Wim van Norden在感谢他们的同时，邀请德蓬斯作为法律顾问，参与“40-44基金”的筹建工作；德蓬斯因工作关系谢绝了邀请，但是推荐了范隆。“40-44基金”目的是为抵抗组织成员提供养老保险，以及为牺牲的抵抗者家属提供抚恤。范隆参与了基金章程的草拟，这算是正式加入了组织吧，因为他在抵抗组织里有了代号/化名，叫“范阿尔戈（Van Arkel）”。
很可能是经范隆的引荐，伊妮结识了《言论报》的负责人并加入了他们的外围工作。她其实还在为其他的地下组织工作，但是没有告诉过范隆夫妻。范隆通过《言论报》的负责人，还有“40-44基金”的工作关系，逐渐接触到一些有影响的抵抗组织的高层人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LO( Landelijke Organisatie voor Hulp aan Onderduikers )的领导者范弗列特（Teus van Vliet）和地下银行NSF的高级经理亚普。
不久后克妮丽雅收到了一个牧师转交的匿名信，信中说明了范隆受审的经过和“#奸#情导致了背叛”的结论，并承诺为了她和她的女儿的名声，他们会对此永远保密。历史学家、《荷兰二战史》的作者路德涌（Loe de Jong）教授也采信了维姆的说法，把伊妮作为范隆的情人写进了他的专著里（在书中他隐去了范隆的真名而使用了化名范阿尔戈（Van Arkel），因为他出书时正逢可妮丽雅在竞选最高法院副院长一职【奇怪的是，我用她的娘家姓Cornelia ‘Non’ van Marle和夫家姓都找不到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