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都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过不好的

      就是 1999年的扩招，电脑、房地产



注：“东南亚危机” ，不就是跟这次 “美元回流” 一样嘛。

       其它货币大幅贬值，中国说我不贬。“打肿脸充胖子”

       美国成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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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中国开始进入社会震荡时期。国企改革开始，大量职工下岗。随即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私企同样受到冲击。再加上城市化进程发展，整体社会矛盾加剧。1998年失业率达到7.9%到8.5%，是1949年以来最高的一年。面对经济困难，中央提出拉动内需。此时，经济专业分析人士提出，教育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供小于求的领域。

　    1999年2月9日，《经济学消息报》刊登经济学家汤敏及夫人左小蕾的公开信，建议“有关领导”推动在此后三到四年中让高校学生数量翻番，新增学生自行支付每年1万元学费。他们相信这会带动240亿学费及其他相关消费，并刺激10000亿相关投资，使GDP增长0.5%。公开信引发社会的热烈讨论。3月，发改委在一份涉及当时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任务的文件中，第一次把扩招列为刺激国内需求的一揽子计划中重要组成部分。紧接着，国务院4月要求教育部修改1999年高校招生计划。

       事实上，教育部门对扩招一直持保留意见。为了避免政策过度超前，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高等教育中心做可行性报告。这份报告提出，扩招对经济刺激作用有限。与汤敏和左小蕾的结论不同，北大高教中心认为，在全国119个经济部门中，教育对国内消费和经济的刺激排名在100名之后。学费收入增加估计131亿元，带动其他投资309亿元。

　但这份报告没有对最终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6月初，最高领导层在短时间内作出了扩招决定。最高领导决定了事情，教育部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尽管时间紧迫，最终还是决定当年立即实施扩招计划，“摸着石头过河”。1999年，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当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60万人，比1998年增加了52万人，增幅高达48%，增长速度是1994年至1998年年增长速度的15倍。　

就这样，中国大学的扩招开始了，以后每年的扩招都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正如汪庆华认为的那样，扩招这一重大教育决策的作出没有遵循正常的决策流程。最初的建议是由经济学家，而不是教育专业人士提出；政策方案是由发改委，而不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提出。决策时间过短，政策形成、决定、实施三步几乎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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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经济还好着呢，2005年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