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蚌 发表于 2012-1-14 06:1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这是十八大报告的草案？
嘿嘿。有网络春晚，为何不可以有网络历史教科书？
好长。。。能不能先写个总纲或摘要之类的，然后再铺开写？毕竟还是要考虑下读者。{:231:}
魔术师 发表于 2012-1-15 21:10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好长。。。能不能先写个总纲或摘要之类的，然后再铺开写？毕竟还是要考虑下读者。
...
感谢建议！
一开头就列了七个问题，就是顺着这个脉络写。进一步细化的分节，现在来不及做了。全部完成后，会做一个分节的节略。
很抱歉！又跳票了几天。现在开始更新，要在龙年到来之前，完成更新。
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从反对“两个凡是”， 在理论上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开始的。对这个问题，最准确全面的阐述，还是邓小平的一段讲话。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我在今年四月十日致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党中央的信中，曾经提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歪曲、割裂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一个问题所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辟论述。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体系，虽然有的是以导师和领袖个人的名字命名的。但是，都是时代思想和实践经验的一总其成的结果，其形成和完善，最后被确立为正确的指导思想，是需要一个千锤百炼的过程的。这个过程，既需要广泛深入的讨论，也需要实践的检验和深化。而且，对于思想理论，必须从体系上把握精神实质，用来指导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和实践。究竟是遵循思想理论的精神实质，在实践中落实、检验、丰富、深化对其精神实质的理解，还是寻章摘句，确立个人或者小团体的权威，意图达到个人或者小团体的目的，这既是一些人的立场的反映，也是其思想方法是否正确的表现。
这里需要多说几句：当前有些媒体，试图以“纪念二十周年”的名义，宣传一种“改革方向”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尽管是“纪念小平同志”，但其论述的逻辑，其实是违背了小平同志的思想的精神实质的。实践已经证明，对于邓小平理论最准确最全面的概括，就是已经写入党章和宪法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论述。就是在这个思想体系的指导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深化了改革开放；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开局阶段，把握历史机遇期，统筹全局，科学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是正确的，三十年来的实践也是基本正确的。因此，试图突出甚至歪曲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具体论述，以达到某种宣传效果，或者突出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几代中央领导人的差异，试图对当前的中央施加影响甚至压力，都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也是一种徒劳的做法。
那么，回到全文开始列出的第五个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系统的成果，既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的毛泽东思想，其思想文化内涵究竟是什么呢？为何这个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成功的思想体系，对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仍然具有基础性的指导意义呢？
毛泽东曾经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可以是最好的中国人，因为他是共产党人；也可以说是最好的共产党人，因为他是中国人。这集中说明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其终极价值追求，都是为群体、为历史，而非为某种超验的原则负责的价值观。即所谓的“入世情怀”。
孔子曰：不知生焉知死？就是讲真正的君子人格，要体现在为现实的人的服务，为现实的人负责的精神，而不是追求超验的彼岸的价值。
范仲淹的论述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意思就是：对自己切近的人，你要对他负责；自己眼前看不到的人，你又要为他操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鞠躬尽瘁，尽到了一个君子的本分。一个君子，做到了这一条，虽然一生是死而后已，但是，内心却是光明充实的。当这个君子离开世界的时候，可以如王阳明那样坦然地说：此心光明，夫复何言！
我们如果对照一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就会感受到一个儒家的君子与一个马列主义者内在追求的一致性。其哲学表述，就是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此前的人们，总是试图用各种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觉醒的，具有历史主体性的人民，就是这个改变世界的主体。
第二， 就是共有的辩证和通变的思想方法。
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一场对人类文明进行脱胎换骨的解放和改造的革命。这不可能是一个自然而然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可以完成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马克思主义者在信仰上不断坚定，在实践中不断成熟，在各个历史时期，在各个地方，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采取灵活的手段，不断地将理想在现实中落实推进。也许，在每一代人看来，这都是一个“等待戈多”般的一次次期待，又一次次落空的悲剧的循环。但是，“樱桃好吃树难栽，社会主义等不来”。仅仅有期待，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理想的。只有经过不断地对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探索和落实，才能使理想逐步接近最终的实现。这就需要在坚定明确的终极理想的激励下的，面对现实做出的种种通变性的筹划与探索。而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这种精神张力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就是：面对现实的困难、危机和挑战，不要指望转移或者回避，而是要把这些看做是自己发展、进步和完善的动力所在。矛盾错综复杂，这就需要正确认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实践中完成转化，通过解决矛盾实现发展和进步。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信念，与中国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思想的结合，实现的思想方法的重大的飞跃。如此，现实的巨大困难和一次次失误、挫折，就不是西西弗斯式的抗争的不屈的循环，而是真正的进步的动力。
只有在这个高度上来理解，才会明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苏东剧变的严峻环境下，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真正的中流砥柱，领导人民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最终争取到了重大的历史转机。即所谓的“1989年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2009年只有中国能救资本主义”。
这是因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的基础上，真正完成了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核心精华——入世情怀与通变思维，这两种思想文化资源的成功对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体系一经成熟，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的思想遗产，指导和激励一代代共产党人，把危机转化为前进和完善自己的动力。这就是前面所述的“两论起家”的涵义。这也是对开头所列的第五个问题的回答。
改革开放的历程与中国革命的历程一样，都是在社会矛盾无法调和，原有方式不能解决的情况下，被迫开始的。条件恶劣，形势严峻，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薄弱，需要发扬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的精神实质，既坚持原则，又勇于探索，积极回应最广大人民在实践中的意愿和要求，就会立稳根基，就有了一个正确的立场和牢固坚实的基础，就可以在各种困难、挑战、失误中发展过来、坚持下来、成熟起来。如果违背这个基本原则，名为创新，实为向西方接轨，或者死守教条，名为坚持，实为保守，都是没有出路的。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最深层内涵。
就改革开放的实际过程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只是一个原则的方向。在实践中，实际上逐渐形成了三种思想倾向。它们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定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这种根本认识的差异，决定了对于资本主义的不同态度。私营经济和外国跨国资本，都具有剥削性，随时可能颠覆中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但是，这又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必须扶植、发展的力量。所谓“为人民服务”，也包括为资本服务，调动其积极性，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这样，才能真正为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而这个过程中，在思想上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共产党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对这个问题，三种思想分别是：资改派或曰接轨派；新民主主义回归派；社改派。下面分别简单介绍一下。
资改派或曰接轨派的逻辑脉络是：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充分说明：只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改革开放，就是逐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或者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体制和价值观的层面上逐步接轨的过程。其理想的路径，既可以是东亚的威权资本主义，也可以是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是英美的彻底的资本主义制度。总之，就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主体和核心价值观，结合、借鉴、保留部分社会主义的成分。
这个理路，符合前面三十年的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因而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是，在中国社会，由于中国独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制度和思想遗产，使得这个方向既不符合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不具备成功的现实条件。而今，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这种思想实际已经在中国社会没有什么说服力了。
新民主主义回归派的基本逻辑脉络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新民主主义理论，才是真正既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阶段性制度规划。因此，改革开放的制度目标，就是全面回归到新民主主义。其内涵就是：由中国共产党在劳动群众的支持下，以政权的力量掌控住国家经济命脉，然后允许和支持资本主义的发展，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进入真正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准备条件。
这个思想，似乎是最符合“现实”的，也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但在实践中，却是不可想象的。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之前，1949年制订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规定了土地私人所有的制度。回归新民主主义，是否要重提这样的规定？如果土地重新私有化，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对比一下中国和印度近三十年来的发展状况，就可以很清楚地理解这一点。
归根结底，新民主主义回归的主张，是没有适应中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那么，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中国，为何又要扶植和发展部分资本主义呢？这就是第三种思想，即社改派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社改派认为，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基本价值取向，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是阶段性的策略性的调整。其客观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
这种思想是正确的。但是，在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因为现实的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这种思想对人民群众，特别是一些思想活跃，而阅历有限的青年，是缺乏说服力的。同时，资本持有者也不安心、不甘心于这个框架下的地位，总是试图改变体制，同时又随时准备逃离，难以确立起长期发展的筹划。因此，这是一个需要完善和明确，才能解除各方疑虑的思想脉络。
经过充分的讨论，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其内涵是：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是一个基本事实，是改革的起点。不断完善的，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是改革的方向。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基础薄弱，水平较低，主要表现是要素制约无法突破，因此，这个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也是对人民缺乏说服力的。所以，就要调动资本、技术、经营和研发才能等要素的持有者的积极性。这就要允许甚至鼓励、支持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的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的核心内容。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制约基本解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优越性越来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这说明，前面三十年，特别是十三大以来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实践是成功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新的矛盾逐渐凸显，所以，原有的阶段性核心的转变，也就必然要成为下一个阶段的改革发展的核心问题。这个转变的方向，就是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明确一种认识：公平正义也是生产力，更是中国在新的阶段谋求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抓手。因此，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现在已经是不能等，不能拖的一个核心。我们既要反对平均主义，也要及时纠正两极分化。这就需要我们在全社会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对建设和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要素持有者依然是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但是，这些势力也具备了越来越强的改变基本制度的意愿和能力。因此，要让他们明确，在新的时期，他们其实可以得到更大的可持续的发展。但是，只有避免以自己的利益诉求压倒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追求，而是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自己得到真正可持续的发展。
能够把握住这个充满内在张力，既高度紧张又生机勃勃的局面，统筹全局，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的领导核心，只能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基础薄弱，发展不均衡，外部环境逼仄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必须有一个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坚定而清晰的信仰。这个信仰，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这个事业的核心的领导者，就是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具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传承的中央领导集体。有着共同基本立场的，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是这个事业的基础，是共产党依靠、动员和组织的对象。
放弃现成的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弃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只能造成混乱和分裂。盲目照搬西方的什么“公民社会”“自组织”的模式，在现实中只能成为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境外势力的代理人。对此，有任何的幻想，都将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总结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思想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面对现实，忠于理想的。这句出于格瓦拉的名言，有着“真实”和“理想”的两个版本的解读，对应的是传说中的“真实”与“理想”的两个格瓦拉。但更多的人，愿意作出“理想主义”的解读，认为格瓦拉的“本意”，应该是指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对现实的不妥协的斗争精神。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这句话其实只有一种“现实主义”的理解：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实践中最迫切的需要为每一个阶段的工作中心，真正实现与人民的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最终才能唤醒人战胜神的主体性。这才是对西西弗斯的精神的真正的落实。用毛泽东的总结就是：共产党要始终保持领导地位，就要在每一个阶段都同时做到两点：第一，要在政治上引导群众进步；第二，要能给群众带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真正一脉相承的精神实质。
如何理解和平崛起/发展？
称和平崛起，有火箭直升和旭日东升两个意思。再细化分析，前者的意思应该是指中国在积累了相当的能量和条件后，出现一个直线上升的过程，如直升机起飞甚至是火箭发射一般；后者的意思，应该是如同太阳从地平线喷薄而出，虽然不很迅速，但却是气势磅礴，不可阻挡。再进一步，我们应该想到，这种旭日东升的过程，其实不是什么“太阳升起”，而是地球自转到了面向太阳的一面的自然的结果。对这个“崛起”的最精当的论述，就是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的高论。但是，如果我们冷静分析一下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这两种情况，似乎都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基本历史进程。
换一个说法，称和平发展，意即中国的复兴，是一个向前发展，也向上提升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必然会出现各种失误、曲折和反复，但却同样是不可阻挡的磅礴向前的过程。特别是由于中国的体量和复杂性，决定了这个向前向上的过程，需要一个很长的积累和起动的过程。但一经起动，却是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之中断蹶倒的。因此，这种说法应该更合适一些。
其实，称崛起或者发展，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说清楚，为何中国可以摆脱富而必骄，强而必霸，盛极而衰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这里就需要明确，所谓的和平崛起/发展的内涵是：中国不以全面战争为制订发展战略规划的出发点。这需要做到两点：
第一， 能战方能言和。要有御敌于外，捍卫自己利益边疆的能力，使既有的大国、霸主不敢、不能侵犯中国的核心利益。
第二， 不搞新帝国主义。中国不以对外掠夺补足自己的发展需要，而是以合作共赢、互补互助的逻辑，推进与世界各个国家的合作；中国不向外转嫁发展中产生的矛盾，而是以化解这些矛盾的过程，作为自己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机制。这样，中国就可以摆脱“大国政治的悲剧”。
概括一下，和平发展/崛起的涵义是：好战必亡，忘战必危。以和为贵，不卑不亢。对待大国、小国，都要区分核心利益与非核心利益、原则对抗与局部一时的利益分歧，然后采取灵活策略，以求同存异、互利共赢为准则，妥善地、发展地化解分歧，搁置争议，实现共赢。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发展/崛起，既是有思想基础的，又是要历史地、辩证地理解的。
思想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历史智慧，近代以来自身的遭遇和感受，使得中国很容易与一些国家达成共识和默契。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遇到矛盾既不回避也不转嫁，而是看做发展进步的动力和变革的机遇。这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所以，中国在思想上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走出“大国政治的悲剧”。
就历史回顾，中国的和平发展/崛起，也是有一个辩证、动态的过程。
50年代抗美援朝、援越抗法，台海斗争；60年代和“文革”期间，则是援越抗美，研制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尖端武器装备，以大三线建设完成全面战争乃至核战争的准备。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对国家安全的意义，毛泽东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意思是：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是要靠直接的军事斗争体现出自己的实力和意志，才能得来的。
当中国即将跨入核武俱乐部的时候，也是外部对中国施加最严峻压力的时候。究竟要不要在困难的情况下，顶住压力，炸响那个争气弹，需要毛泽东做出最后的决定。毛泽东坦然地说：原子弹就是炸给人听的。既然是这样，那就不如早一点炸响。毛泽东真正把握住了关于核武器的国际斗争的本质：有了那个东西，一个国家就是国际政治斗争和博弈中的一流玩家了。在一个国家还没有最后掌握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对你施压聒噪，希望你不要成为那个一流玩家；但当你真正掌握，而且成功地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之后，世界也就自然而然地认可你的大玩家的地位了。最终，两弹一星的成功，不仅确保了中国的战略安全，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真正确定了中国人民在国际事务中的昂扬自信的精神面貌。尽管在研制的过程中，因为当时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这个“特别工程”占用了大量的资源，造成了一些短时间的困难。但是，只要成功，其战略回报，远远大于和超级大国之间打赢一场局部战争；而付出的成本，肯定是小于一场和超级大国的局部战争的。
80年代，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对西方合作引进，军工企业在国际市场创汇，面向国内市场转产，既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域。
90年代，以信息化为主要抓手，进行现代化建设，适应新军事变革的形势，继续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域。
新世纪：全面收获成果，系统合成战力，以995工程为核心，广泛拉动全国产业升级，技术向民用领域外溢回馈，推动中国产业布局在更高水平上重新合理化。
总结：以非本土作战保卫中国人民的和平建设。最典型的是抗美援朝。如何晓鲁所言：新中国什么都缺，唯一不缺乏的，就是建设新生活的信心和保卫新生活的勇气。一场“气多钢少”战胜了“钢多气少”的战争，真正成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直接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轨迹，彻底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而在新时期的军队现代化建设，因为坚持了正确的战略判断和策略筹划，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基本制度的保证，所以非但没有挤占经济建设的资源，反而为经济发展，产业布局提供了强有力的杠杆作用。
今天，主要是以非战争军事行动和军事斗争为手段，包括演习、观摩、访问、交流培训、护航、救援、装备的进出口、研发等，以围棋思维分析形势，规划战略斗争，赢得主动，争而不战，斗而不破，因势利导，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推动改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终结在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中的，真正的新殖民主义势力，实现和平发展/崛起，带动“穷朋友”——本身有丰富资源，但发展落后，基础薄弱，是现有世界体系的被剥削者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最终为世界和平确立真正的万世之基，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怎样理解和谐社会？
因为和谐的本意，来自于音律，我们这里就以交响乐团、合唱团做譬喻。共产党好比总监、指挥，各个阶级、阶层、集团好比各个乐器、声部，理论探索好比创作，革命好比彩排，执政和建设就是演奏和诠释作品的过程。演出一旦开始，就不能轻易中止。只有各个乐器和声部都能各安其位，才能演出和谐的作品。但是，如同现实中的演出总会出现各种情况，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更是丰富多彩，千机百变的。
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有随时发现不和谐因素，及时进行调整的能力。这就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
社会利益多元化，博弈随时发生。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社会和市场自动调节，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必须善于使用综合手段，及时判断，有效处置，不断化解矛盾，直面新的矛盾，站稳立场，遵循正确的思想方法，使矛盾真正成为改革发展的动力。
简而言之，如汝信所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又不断产生新的矛盾的生机勃勃的社会。
那么，这个和谐的愿景，除了共产党这个组织基础，就思想文化基础而言，是以什么作为保证的呢？这就需要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回应全文开头所列的第六个、第七个问题：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什么？出现一系列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思想文化内涵是什么？怎样理解其普世性价值？
第六，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什么？出现一系列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第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文化内涵是什么？
把这两个问题列在一起，是因为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是以马学为体，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换一个说法，就是魂、根、术的关系。
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正确指出了人的主体性实现的方向和路径。这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灵魂。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理想追求在现实实践中的不变的生命之根，力量之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要调动要素持有者的积极性，使之在“社会职能”实现的过程中，分得相当的利益，占有相当的权重。在前一个阶段的改革和发展中，这是必须调动甚至倚重的力量；在新的形势下，这又是必须正视长期共存的现实。所以，就要以市场经济的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国际秩序，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和平发展的目标。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观念，必然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体系内，培养和分化出一批代言人。加之在院校和媒体的一些资源挹注，在整个社会，甚至共产党内部的相当级别的意识形态机构和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中，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甚至可以取得相当的“强势地位”。这就是总书记所言的“西强我弱”的一个基本背景。因为这个背景会长期存在，所以“西强我弱”也将是一个意识形态领域必须长期正视的现实。那么，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时，应当如何自处？共产党在面对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时，又应当如何确立自己的信心，以严肃的态度，灵活的方式，确立起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最根本的应对之道，第一是要坚定信念；第二是不能操之过急，指望通过一两次全面的严肃的斗争，就能彻底解决问题。要明白，这是一个因其经济基础长期存在，也一定会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的基本现实。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现实条件的制约，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本身的艰巨复杂，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能力调动资本的积极性，但又要警惕和不断克服资本对共产党改旗易帜的诉求。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以严肃的思想斗争，在全体党员干部中，真正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与国内外的资产阶级的关系的实质。即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资本势力面前，要做到和而不同，才能真正超越包容。
因为在08年春天，在北京听了著名的中医哲学家陆广莘先生的讲座，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当时陆老的讲座，题目是：何为中医？中医何为？最后，陆老的结论是：中医的追求，就是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何以自处的集中体现，是中国文化对自己对人类文明价值的自我认知。因为是在清华大学的地面上讲座，所以就化用清华大学的校训，做出一个最后的结论：厚德载物，和而不同；自强不息，超越包容。
需要注意的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梁启超先生为清华大学确立的校训。梁启超先生有志于主持清华国学班，完成文明的化和，为中国确立起真正的可以贡献于全人类的文化根基。结果，却在自己的思想学术的盛年，死于代表中国西医最高水平的协和医院的一次低级的医疗事故。而今，协和医学院却并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的吊诡，真的是一言难尽。
既然一言难尽，就先回到本文的主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以中医与西医的关系做一个类比。
中医与西医的关系，实际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中医必须坚持理方剂一体的根本要求，对西医实现和而不同，超越包容的关系建构。如此，才能体现其价值，发挥其作用。这是由中医和西医在文化层面上的根本不同的特质所决定的。
西医：找到并消除致病因素，或者对损伤等进行修复和代偿等机制的建立。实际是二元对立思维的集中体现。
中医：将人体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看做一个阴阳调和的机体。当出现阴阳不调时，就要及时把握住整体来调和阴阳，建立新的阴阳调和的状态。这不是简单的复原，也不是简单地去除致病因素，而是以建立新的和谐为目标。这是多元共生基础上的和谐追求的集中体现。
现代和当代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证明：中医的核心价值，是可以对西医的思想和技术手段进行统摄的。而西医的核心价值，则不能对中医的理方剂进行统摄。所以，中医比西医更具有普遍适用性。
需要注意的是，没有西医的手段，中医的思想也不能充分体现其效力。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西医更容易产生实际的效果。比如妇产科方面。再如静脉滴注，完全是西医的成果。但是，中医药却可以用这个手段，使自己的效用得到更直接的发挥。这就充分说明：中医对西医，只有充分吸收、理解，熟悉掌握，才能真正有所作为，实现对西医的超越包容。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中医对西医的统摄作用，不能做简单机械的理解。比如中医讲究“见好就收”。意思是：从一个角度切入，设计了一个调和阴阳的方案。当这个方案的效果达到七八成之后，就要及时停下这个方案，换一个角度，设计新的方案。这是只有中医才会有的大境界。这种大境界，完全可以统摄西医。但是，不能简单机械理解。比如恶性肿瘤的治疗，就要把适当条件下的手术作为一个方案。但是不能是手术切掉五分之四的肿瘤，保留五分之一，就转向别的方案。而是要把彻底的手术切除，以及必要的放化疗等，当作一个建立新的阴阳调和的手段，尽最大努力，但又不要幻想能解决全部问题，而是以一个更大的视野，设计和执行辅助和后续的方案。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见好就收”。最终的目的，是使患者在新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新的阴阳调和的机制。
在目前的视野下，中国共产党就是要把全国人民，包括一些在意识形态上时刻准备颠覆自己的阶级、阶层、集团，统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下，才能巩固执政地位，进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越来越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推动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取得主导地位。这就是在现阶段实现最大程度的和谐。而那些不和谐的因素，实际是在程恩富提出的“体用本”的关系的构建过程中，或者是甘阳所谓的“通三统”的过程中，出现的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免疫排斥”。比如，大家观感最强烈的党政权力部门和一些干部的腐败与特权问题，就是典型的体现。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前面已经分析过洋务运动失败的过程。在洋务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腐败加剧的情况。而如《金瓶梅》这样的文学名著里表现的那些情况，则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商品意识发达后的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家国伦理，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核心价值，是投资收益的最大化。一方面，这两种价值会发生冲突，引发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价值，即裙带关系与人身依附，则会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的负面，即唯利是图，发生对接。如此，则诚信守法，童叟无欺的商家，会被腐败官僚与奸商的利益共同体挤压，逐步失去发展空间。如果不能同流合污，实际上是难以为继的。所以，《金瓶梅》的主题，表面上是丧心病狂，实际是看不到正当出路和可持续发展之后的“末日心态”的反映。
而在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改革开放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原则，会与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原则发生矛盾冲突；另一方面，集中一切资源办大事，向调动各种资源要素持有者的积极性，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而言，既是放权的过程，也是可以在失去硬约束之后，上下其手，与一些资本持有者结合，谋取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良机。共产党的所有干部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复杂的利益和情感关系中的。在这样的机遇面前，单纯靠着意识形态自觉，是很难把持住的。因此，群众的监督是很有必要的。但事实上，群众不可能了解他们质疑的某些情况的全部的来龙去脉。在以经济建设的大干快上作为解决阶段性的主要矛盾的背景下，这些群众监督，包括共产党的纪检部门的监督，都要服从发展——实际在前一个时期，就是数量和体量的大干快上——这个硬道理。这势必导致群众监督和纪检部门的努力都大打折扣的结果。如此，一些干部会更加肆无忌惮。直到今天，一些人还在以各种理由，各种方式，明顶暗抗，不愿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本原因，就是前一个阶段的浑水，最利于他们渔利。
对这些问题，简单地否定改革开放，或者否定体制，肯定是错误的。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即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当前的改革？怎么认识改革开放的领导核心共产党的作用？
共产党的核心生命力，其实在于她的意识形态。在传统的意识形态的论述中，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在于：消灭剥削阶级，使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经济各项事业的主人翁。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的。这就好比一个手术切除某些被认定为溃烂坏死或者恶性膨胀的部分。但在现阶段，应该有一个阶段性的论述。
这个阶段性的论述就是：革命的最初的意义，是共产党取得主导权，使劳动者成为主人翁；中期的意义是完成社会的动员、组织，包括劳动者的教育培训和组织，完成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原始积累；长期的意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期和终极的意义，则是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在实践中，这就好比要把一些已经切除的部分，移植生发，使之重新成为社会肌体的一个有机的部分。但又必须时刻警惕和克服这些部分的恶性膨胀。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的概括——改革开放的本质。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的基本内容。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使经济社会得到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向西方接轨，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背离了这个原则，偏离了方向，只能是亡党亡国的结局。
对于这种内在的张力，既不能无视其危险，也不能以简单的“操刀一割”来解决。而是要把这种内在张力，转化为自己改进的动力源泉。党既不能以破坏稳定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也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转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因此，中医所体现的不断追求新的阴阳调和的中国文化的大智慧，就应该可以用来指导我们深化对于“两论起家”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使党在新的形势下，能够正确把握方向，并可以说服人民群众，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继续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同时可以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克服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带来的危机，构建一个并非通体光明，但却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局面。
进一步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会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发生剧烈的“移植免疫”性质的社会矛盾，也会使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都受益的各个群体，出现“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道理很简单：所有吃到肉的，都既有理由感到不满，更希望再进一步，让自己垄断所有的肉。但是，掌握着操刀分肉的权力的共产党，却不可能满足任何一个利益群体垄断所有肉的诉求。于是，各种抗议和游说，甚至讹诈与诅咒的对象，就是共产党了。只是，因为这些抗议、游说、讹诈、诅咒的声音，往往会因为立场的截然对立而互相对冲，所以在现实中，实际是威胁不到共产党的。
但是，如果长期不能建立起新的共识，形成对本国人民和世界都有说服力的解说，中国共产党就无法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更大的范围内，整合更多的资源，调动更大的力量。那么，现有的因成就带来的新挑战和新矛盾，就不再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正确的思想方法，来进行分析和解决。如此，这些矛盾就不会转化为前进的动力，反倒会使体制陷入僵化保守，甚至会因为一些成就而自满懈怠，最后导致亡党亡国。
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以一种中医式的思维来进行“顶层设计”，就是至关重要的了。而在新的形势下，把一些道理讲清楚，形成清晰的符合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通俗的理论论述，就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思想前提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
毛泽东思想，其实是全世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高潮期，即战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的普世性价值。而毛泽东思想继承发展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的普世性价值。这种普世性价值，体现在对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进步，争取建立合理的世界秩序的斗争的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韬光养晦，其实是从大张旗鼓，到“卷旗不缴枪”，到觥筹交错心不醉，到最后对西方和资本主义超越包容的过程。这种超越包容，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发达资本主义无解的痼疾的处理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第二，体现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的价值和支持的能力与引领的作用。
也就是说，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体制具有先进性；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经验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的人口，超过了现有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和。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之西方的体制，更具有普世性价值。中国要成为改造不合理的世界秩序的斗争的核心与主力。只有使这个世界得到公平发展，中国才能有效整合全球资源，实现合作共赢。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中国的成功的故事，提炼为真正可以被世界理解的普世性价值。因此，现在是必须提出和推广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普世性价值的论述的成熟而且必要的时机了。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推介自己的普世性价值的过程，应该是遵循“君子之道，和而不同；小人之道，同而不和”的原则，宁可慢一些，支付的成本多一些，也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诚意。中国绝不能照搬西方推行其自己的“普世价值”的方式。那是典型的同而不和的“小人之道”。我们应该相信，一些西方人，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是抱有善意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着深厚的感情，凭着一种宗教情怀在进行“布道”的事业的。但是，因为他们的“道”就是“小人之道”，所以必然最后落实为一个行霸道的过程。简单说，就是文攻武打，连哄带吓，强加于人。这是不可能收到良好效果的。
这个“君子之道”与“小人之道”的根本区别，我们还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
中国的方式，应该是中医的方式。在帮助和启发其它国家的时候，应该以一种系统的思维，充分理解对方的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对方建立起一个符合自身情况的和谐状态，并且使对方在接受帮助和指导的过程中，也能学会正确的思想方法，最后实现自己的可持续的发展和进步的机制。
而西方的方式，好比是一个人，觉得另一个人不大对头，就直接判断对方的心脏和血液出了问题。又自信自己的心脏和血液都是普世的。于是，就人造复制自己的血液，克隆自己的心脏。然后，不论对方是否情愿，是否能够承受，就强行放倒麻翻，然后就给对方换上自己人造复制的血液，移植自己克隆的心脏。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或者换血移植之后，这个人死于感染或者移植免疫，那就是对方的问题，自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论在利比里亚、海地、菲律宾等克隆自己的制度，还是对苏联东欧进行和平演变，实际都没有能够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西方那样的繁荣进步，而且如今西方自己的“繁荣进步”的形象也越来越难以维持了。但是，西方主流社会舆论，至今也不愿或者无力进行深刻的反省。这不是一代人的态度的傲慢，而是西方文明的内在缺陷的集中体现。
因此，中国真正推广的普世性价值，不是具体的体制和观念，而是和而不同、自强不息的君子之道。这个君子之道，是在近二百年来，中国文明从巅峰落入谷底，又从谷底经过奋斗抗争，逐渐回到新的世界之巅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便只是对中国而言，也只具有阶段性的价值。但是，它的建立和实践的过程，体现出的价值追求和文明底蕴，却是真正具有超越时空限制的普世性的核心价值观。这才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普世性价值的正确理解。
为了说明前述的一以贯之的精神的与时俱进的丰富和实践的过程，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著名的红旗渠。如果是70后的朋友，可以自己搜一下相关的纪录片，了解一下情况。另外，CCTV10的“百家讲坛”，也有通俗生动的讲述。这里就不多言了。
需要注意的是，漳河是在山西省的。是因为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后来的农业部长陶鲁笳在抗日战争阶段曾经在林县打游击。经历过当年的武装斗争的老共产党人，都清楚一个道理：没有当地人民的支持，很可能一天都坚持不下来。所以，陶鲁笳是对林县人民有着特殊的血肉联系的深情的。因此，林县可以不经过河南省委与山西省委协调，直接打了一个报告，交给了陶鲁笳，就得到了支持。
可以说，没有陶鲁笳的渊源，没有那一代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不可能有把山西省的漳河水引到河南省的林县的机会。没有林县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就不可能有“十万大军战太行”的壮举。没有红旗渠精神的普遍启发性意义，也不会得到中央的支持。因此，红旗渠精神的概括，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这种精神，是近千年来人与命运的抗争，意志与岩石的较量的积淀的结果。是一代一代共产党人，使人民群众的这种信念和能量得到凝聚和升华。
这是愚公移山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81人牺牲，108人伤残。从60年代初到今天，从林县到林州市，从当年的十万大军战太行，到改革开放后的十万大军出太行，到90年代的十万大军富太行，一直到新世纪的十万大军美太行。当地的党员干部，始终带头体现中华民族最可贵的核心价值：哪怕是处在不适于人类生存的环境，也不等不靠，不贪不怨，而是以一代一代的不懈的奋斗，改造山河，追求美好的生活。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种精神的一个生动体现，就是大垴村党支部书记许存山。当80年代初，许存山从西藏部队复员回乡后，被委以村党支部书记。当时村财务有三枚硬币，九分钱的资产，却有一万八千余元的债务。作为全县海拔最高的村，不通水电路，温饱不能解决。面对这样的困境，许存山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写下了励志诗：人生若许年，壮志立肝胆。心怀人民苦，誓把大山搬。
经过近三十年的奋斗，大垴村通电通路，解决了吃水，实现了温饱。但是，还没有实现富裕的目标。但是，许存山却豪情满怀：
“我就认准了一条真理：在人世间不相信奇迹会发生的人，他永远不会创造出奇迹来。有红旗渠的精神，还没有我们干不出来的事业和不配我们享有的东西。红旗渠精神，就是在任何困难面前都不低头”。
歌曲《我的祖国》的第二段歌词是：
姑娘好像花儿一样
小伙心胸多宽广
为了开辟新天地
唤醒了沉睡的高山
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这是英雄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
红旗渠是林县人民唤醒沉睡的高山，让河流改道的伟大成就。它的精神实质就在于，是共产党唤醒和凝聚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主体性，改变了人民的精神面貌。于是，就实现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历史新篇。
第二个，就是如今颇多争议的重庆经验。
我认为，重庆的基本经验就是：唱红打黑，改变人的精神面貌；三进三同，重建干群关系，改变作风，倾听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有了这样的精气神，就有了思想基础。那么，重庆的具体做法，又有什么可以注意的呢？
我认为，地票交易，海外投资，在非洲买地种粮食，是需要深入挖掘的经验。其精神实质就是：通盘考虑，统筹自身和外部资源，按照互利共赢的原则进行国际合作，实现发展成果本地人民共享，本地与合作对象共享。
畅通工程使土地升值，招商引资实现价值。地票交易使农民得实惠，八大投为核心，实现土地升值收益公有。政府主导，使商机落实到人民群众。在国家实力和战略资源，领导者人脉资源的支持下，盘活非洲土地资源，既使非洲当地受益受惠，也保证了粮食安全。
重庆市的党政一把手，被市民亲切称为“熙奇组合”。应该承认，这两位都是有着特殊的人脉资源的。但这些资源不是他们个人的创造，而是包括毛泽东时代“输出革命”和新时期的浦东开发、中非合作论坛在内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成果。他们只是这些资源陆续发挥作用的操作者。今天的重庆的实践，也因此具有了对全国的下一步的改革发展的先行先试的意义。相信在深入总结基本经验之后，会在下一个阶段向全国推广。
不知不觉已近七万字，却仍有意犹未尽之感。只能先告一段落了。通篇的结论就是：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不善于吸收各种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不能盘活各种资源的，不论是君子还是圣贤，都做不成事情；而如果没有君子的精神特质，也就没有了“善假于物”的主体。即便一时有些成就，最后却可能在学习引进的过程中，彻底失去主体性。
中国文化传统中就有民胞物与、和而不同、自强不息的文明情怀与执着信念。这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就是这种核心价值，使得在当时通讯交通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中国能以一个广土众民的体量，傲然屹立于世界。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了文明全面落后，彻底沦陷的危机，也被激发出了学习、抗争与超越的血性与韧性。最终，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文明的化和，国运的逆转。在为新生国家的生存权和完成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奋斗和斗争的过程中，这个民族有耻且格，穷且益坚。一时的贫弱落后，并没有熄灭其对整个世界的道义自信心和文明责任感，而是体现出了巨大的道义力量。在新时期，中国不仅以坚定的斗争捍卫了民族尊严和国家核心利益，更以历史的大智慧，完成了和平发展/崛起。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就是核心，就是君子；对今天的世界而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不断将挑战和矛盾转化为前进的动力的中国，就是可以引领整个人类走进新的文明发展阶段的君子。
而今，只有以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为大视野，将自己的核心历史经验讲述为新的普世性价值，才能使中国以新的问题和挑战为动力，实现新阶段的又好又快的发展，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余论：正确认识、冷静分析以“北京共识”为核心的，对于中国故事的叙述。
首先，对于华盛顿共识，这些叙述毕竟是一种“相对正确”的论述。
其次，因为视野、角度和思想基础的差异，这些叙述还是有相当的局限性。
最后，我们现在尤其要警惕“另类捧杀”。不能排除有些人，利用中国急于获得话语权的心理，表面上高度肯定中国的经验，实际是要利用自己的话语权优势，在中国自己的系统的正面论述还没有提出的时候，就提出一套“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传统出发，逐步实现向西方接轨”的模式，在国际上垄断对中国经验进行解说的话语权；在中国内部，则引导舆论和学界，把中国改革发展的方向，引导到威权资本主义。其核心价值，还是中国向西方接轨。只是接轨的过程与方式，不同于华盛顿共识鼓吹的“政经一步到位”的休克式“改革”，而是由威权资本主义而“好的市场经济”，实质是由执掌威权的阶层寻机化公为私，实现寡头垄断的宪政资本主义模式。
这个模式一旦实现，中国的社会分裂、国家解体、人民苦难是必然的。即便不能成功误导中国，只要掌握了诠释中国经验的话语权，也可以堵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路径。道理很简单：既然中国的发展方向取代美国，现在又是美国人解释了中国经验的实质，那么，大家为什么不继续认美国作带头大哥，以制衡这个赶超者的势力，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要认一个新的带头大哥呢？如此，中国将在国际上继续作为一个被恐惧和孤立的对象，而非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斗争的领导者存在。这样，中国将无法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被锁定在美国的跟班的地位。不论一时可以得多少实惠，最终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模式。作为“北京共识”范式内的“中国故事”的袖珍先行者的新加坡，近两年积极呼吁美国重返东南亚，得到一些在经济上实际对中国具有依赖性的国家的响应，这不是一句“脑残”或者“混蛋”就可以解释的。中国没有能够说清楚自己与美国的根本不同，没有讲清楚自己和平崛起•发展的实质所在，那些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高度敏感，又实际上“器小易盈”的国家，有那样的表现是再正常不过的。
需要声明，我很尊重那些国家。我认为，面对现实，我们应该反思自己，为何那些国家在经济上已经和中国建立起了远比和美国更紧密的关系，却表现得既不仗义，又很愚蠢？作为有志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一体化的领导者的大国，中国自己的意识形态论述，是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与其指责某些国家，还不如以那些国家的行为作为自己反省提高的契机，做出有针对性的改进。这才是和而不同，自强不息的实质。做到这些，才能真正实现厚德载物，超越包容。今天，中国仍处在战略机遇期。但这个机遇期，与前一个阶段需要“闷声发大财”的情况，已经有了重大变化。适应新的形势，在务实和务虚两个方面都做出调整，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
所以，现在尤其要注意掌握好在和西方交往，特别是和一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亲切交流时的，“觥筹交错心不醉”这个原则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