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开始对于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其中也包括二十世纪中期英国新闻界著名的“三C”，公认最杰出的全面记者休.柯德利普（1），最杰出的采访记者詹姆斯.卡梅隆（2），还有最杰出的主编阿瑟.克里斯滕森（3）
柯德利普生在威尔士的山谷当中，他的父亲是一位身材圆胖，胃口极佳的旅行商人。他还有两位当记者的兄弟。兄弟三人还曾一度同时担任过全国性大报的主编。柯德利普出生在一户省吃俭用的工人阶级家庭，从小在学校里就不服管教。他十四岁那年辍学并步入社会。1927年他成为了一家规模甚小的《盆纳斯新闻报》的契约见习生，学习如何与殡葬工套近乎来获取死讯，如何报道当地的足球比赛，红白喜事以及童子军活动，甚至还报道过当地音乐剧社团如何改编排演了韩德尔的《弥赛亚》——他对这部作品一无所知，因此事先不得不来到当地图书馆做功课，最后他通过罗列所有参演人员的姓名成功地摆脱了窘境。这张发行量只有3000份左右的报纸最终倒台以后，柯德利普先是投奔了卡迪夫的《晚间快报》，后来又去了黑潭，使劲浑身解数到处打探流动马戏团与失德神父之类的消息。十八岁那年他就在舰队街谋求到了《晚间编年报》审校编辑的差事，三年之后又荣升主编。柯德利普的编辑风格如同上帝一般威严，文笔如同天使一样优美，为人则脾气暴躁，嗜酒如命且整天头戴软毡帽，他的形象已经成为了整整一代人的标志。他的生平在很多其他书籍中都有精彩的描述，其中也包括他的自传。
几年之前，在《每日快讯》的全盛时期担任编辑的阿瑟.克里斯滕森也走上过类似的道路。他的父亲是一位潦倒的船工，他在十六岁那年辍学并且在1920年加入了小小的《沃勒西与维若尔编年报》。这家报纸很像柯德利普的《盆纳斯新闻报》——办公室的尺寸是十英尺乘十五英尺，地板上铺着磨烂了的油毡，仅有的两张办公桌上盖满了旧报纸，一本孤零零的书，还有当地巨额街道名称大全。有人告诉他要不惜一切打进报业，即便要去擦台阶也在所不惜。他如同火箭一般在利物浦报界骤然升起，并且在二十岁那年就成功步入了舰队街，成为了一名很受重视的伦敦编辑。但是他与柯德利普有一点区别：黑潭报社的柯德利普十分热爱浪漫而不规矩的采访工作，而克里斯滕森却十分厌恶新闻行业的这个侧面。他的第一次报道工作是典型的新手任务，他要从当地一位已故神父的遗孀那里采集死者的信息。后来他写道：
“我讨厌新闻工作的这一面。我讨厌去敲火车事故遇害者家属的房门……我讨厌像任何记者有时必须做的那样仗势压人……我很害怕给目击者塞钱，唯恐自己塞得太多，要是什么都不给又怕惹他们不高兴。我讨厌坐在各家晚报为了记录重要演讲并尽快印刷而雇佣的速记记者当中，……回头看看这些当年的剪报，总能勾起惊惧、恶心、无地自容以及濒临失败的回忆。”
他感到自己最自在的地方还是在办公室里，感到自己更适合处理排版与大标题。在这里他是审校天才。他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可以让版面看起来振奋人心，也擅长对他人的文章加以润色。
相比之下，詹姆斯.卡梅隆终其一生都在于“令人脑残的办公室囚笼”作对。他的双亲都死于酗酒。他的父亲是一位不成功的律师，为D.C.托马斯公司（4）旗下的报纸提供过许多耸人听闻或者无病呻吟的短篇小说。卡梅隆十七岁离校并加入了苏格兰报纸《每周新闻报》驻曼城报社，“为胶水壶里添加胶水，并将其他报社的日报缝到档案里。”然后他才在格拉斯哥与丹迪正式起步。来到伦敦之后他发现自己极端厌恶审校编辑的工作。“我痛恨那段荒唐生活的每一天，痛恨嘈杂黑暗的工作环境，痛恨在短暂的白昼——这是审校编辑与整个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一段时间——喝得烂醉如泥……”抛弃了这种生活的他成为了可能是当时最伟大的驻外记者。
二十世纪全国大报新闻业的典型特点就是这样：穷人家的孩子，远离伦敦，没能上大学，依靠几乎狂热的工作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打入了舰队街。这一特点催生了特别的一类记者。几十年来契约见习生都会步入一个男性占压倒多数、范围局限于某一地区、淹没在酒精与失败婚姻之下的世界。这个世界有着自己的传说与妖魔鬼怪，它们来自大街两旁毫无特点的的报社毛玻璃橱窗背后，外观上与律师事务所或者保险推销办公室没什么区别。
在规模较小的报社里，工作责任的到来往往早得难以置信，因为最小的报社里往往只有两三个工作人员。好比说日后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新闻秘书伯纳德.英厄姆早在十九岁那年就全权承担了《赫布登时报》的基本所有工作，每周都要工作七天。
“每周我要写至少15篇专栏文章，共计15000词左右。我要担任所有审校编辑工作并且撰写大标题。我要撰写读者专栏，耗尽十九岁年轻人的所有智力来琢磨卡尔德山谷的读者们究竟关心什么。我要撰写赫布登桥剧院与所有当地剧团全都会密切阅读的戏剧评论。我要找出足以充当头版新闻的材料。我要为头版以及其他可能版面设计基础排版……此外还要为体育报道进行排版，换句话说就是亲自动手将铅字摆放进框架里并固定好。”
甚至直到今天，尽管英厄姆在最后时刻摆弄滚烫金属印版的作法已经过时了，依然有上百家地方报纸编辑承担着大部分采访、审校与排版工作，并因此十分正当地觉得自己与那些薪水更高的伦敦同行相比拥有更全面的职业能力。
一代代英国报人都在成长过程中了解到，一个错误的出生日期或姓名拼写都会惹得脸红脖子粗的读者大早上跑到报社来砸大门；一位费力回忆自己的英语老师如何刻薄讽刺的年轻写手针对本地业余剧团写出了漫不经心的粗鲁评论之后，上街散步难免被人用雨伞戳；假如他在报道当地英式橄榄球联赛时失之偏颇，过分关注自家兄弟的技战术不足，那等他到了酒馆里喝啤酒的时候绝对看不到好脸色。那些搬到伦敦或者其他国家级中心城市的记者们由于缺乏这种直接责任，在行为上往往会比在地方工作的时候更加不计后果以至于更加缺德。大约在柯德利普投奔黑潭的同时，小说家与记者J.B. 普里斯特也在布拉德福开始了自己的新闻生涯，他描述了自己回忆中地方新闻业的工作情况：
“我们手里有三份报纸连轴转，等于拥有我们自己的舰队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新闻、八卦以及文学戏剧与音乐评论。我总怀疑那些日子里的地方记者要比伦敦的大牌记者们玩得更尽兴，因为他们什么都要干一点，而且在镇上是一号人物。他们不会每天早上消失在庞大的舰队街机器中，不会每天晚上一头扎进自己的小圈子里。他们是当地社区的成员，是当地人的笔杆子。”
一个工业城镇当中存在三家相互活跃竞争的严肃报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地方记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依然还是一号人物，也依然还是当地社区的组成部分。
以下是五十年后英国新闻业的伟人之一，《周日泰晤士报》的菲利普.奈特利（4）首次接触新南威尔士里斯莫尔《北方星报》的经历：
“通过电话采访某人的想法我们想都没想过——我们总是走出去与受访者面对面接触。我们是社区的一部分。我们认识所有人，所有人也都认识我们。要是我拼错了某人的中间名，走在街上就会有人拦住我抱怨。要是我的报道有误，那我就再也清净不了了……你绝对不能倚仗身为记者的特权闯入他人的生活，把人们吸干榨尽之后一脚踢开。你既有个人的责任也有公职的责任。”
有一项所有年轻地方记者都知道的仪式，名叫死亡叩门——上门拜访一户最近刚刚痛失亲人的家庭，如果事故背景特别骇人或尴尬则更好不过。在纽卡斯尔的培训课上我们学会了如何施展魅力并散发同情心从而登堂入室，还学到了在记录采访笔记时瞅准机会——最好能获得死者家属的同意，不过实在得不到也无所谓——拿走摆放在壁炉顶上的死者照片。对于此类故事的采访往往令人感觉十分糟糕，很多人就此远离了新闻采访行业。我在培训课上有一位同学名叫菲欧娜.安德森，现在在伦敦为BBC工作。她刚入行的时候在凯特营某地方报社从事采访工作，一次采访使她遭遇了与六十年前的克里斯滕森十分相近的感受。“我必须报道一个老人被卡车撞掉脑袋的新闻故事。我告诉主编与审校编辑警察还没有向死者的家人通报这一点。”她以为这个可怖的细节不会见报，可是她刚一离开办公室主编就把这个细节添加了进去。第二天早上她不得不亲自登门去拜访死者家属。
“报童刚刚把当天的报纸扔在门口我就到了，这一来他们什么都知道了。死者的妻子说：‘可我不知道他是这么死的啊……’我只能无言地为她泡了一杯茶。紧接着是住宅失火，三个孩子进了医院，其中两个当天晚上就去世了，第二天早上我不得不去采访他们的父母，感觉好像被人灌了一肚子大便。再然后我们自己的一位印刷工的儿子在车祸中丧生了，我又得过去……终于我实在受不了了。”
巴里.诺曼（5）的登门造访体验倒是没这么折磨人。他在起步的时候为《速写报》担任八卦写手，显然他十分厌恶这份报纸。他记得有一次他受命去采访一位喜好猎狐的贵族，他的妻子跟着猎狐犬饲养员跑掉了。
“勋爵大人亲自打开了屋门，这多少有点令我出乎意料，因为我原本以为来开门的会是管家。‘你是谁？’他问道，我告诉了他。‘你想干嘛？’我也磕磕巴巴地告诉了他。‘那个什么，您知道，您的妻子和猎犬饲养员……一起离开了……我就是想问问您……’”
“‘这他妈的干你什么事？！’”
“这一句话就把我问住了。我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因为我也知道此人的家门不幸的确与我或者《速写报》的三俗读者们没有一点关系。我咕哝了几句希望听取他的说法以免偏听偏信之类的话，还没说完他就当着我的面狠狠地把门合上了。我不能怪他，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
虽然刨根问底令人厌恶但同时也十分有趣的新闻业可以将这个故事当做一项道德测试。诺曼的解决方法是告诉自己的上级，自己将进一步骚扰那位戴了绿帽子的贵族，实际上他跑到咖啡馆里玩了一天的填字游戏。从做人角度而言他做得很好，从新闻角度来说他则非常失败。
另外一件记者们很快就会发现的事情是这份工作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会很无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里有一位记者直白地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如下描述：“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报纸记者每天不过因循常规而已。他被派往警察法庭、听证会、市政府会议、商会午餐、教区聚餐以及医院联欢等等场所，不停记录直到胳膊僵硬为止……记者成为了机器人，毫无个性的存在，报社也成了无止境沉闷的聚合体。”
尽管今天人们依然可以这么说，但是地方报纸一直依靠地方责任勉力维持了下来。但普里斯特利尖刻地指出，一旦这些写手搬到伦敦，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我从来无法理解伦敦的主编们究竟如何得知读者需求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读者，从来没有与他们交谈过。他们就好比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层僧侣。他们依靠统计数据或者手下记者的汇报来作出判断，前者一向以误导著称，后者则往往脑子进水。”
（1）http://en.wikipedia.org/wiki/Hugh_Cudlipp
（2）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Cameron_(journalist)
（3）http://en.wikipedia.org/wiki/Arthur_christiansen
（4）http://en.wikipedia.org/wiki/Phillip_Knightley
（5）http://en.wikipedia.org/wiki/Barry_Norman
（8）曾是当年舰队街
以旧舰队街为题材或者故事背景的书籍至少也得有好几百本了。这里是墨水街，也是耻辱街，更是冒险街，整个二十世纪全国各地上万名由地方报社调教出来的记者们都将这条街当成了自己的最终目标。读者们一次次读到人行道因为地下室里的印刷机昼夜不休地轰鸣运转而颤动起伏；争道的卡车轰鸣不休，运送印刷用纸的卡车要进去，运送新出版报纸的卡车则要出来；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油墨气味；隐蔽角落的酒馆里的廉价酒水不住地为记者之间的私人恩怨火上浇油；还有早已被人遗忘的“人物”与早已不再好笑的恶作剧。一个世纪以来这里都是毫无阶级之分的世外桃源，一块神奇的土地，在这里神经质的伊顿校友、浮躁的威尔士语法学校毕业生，曼城犯罪专题记者，东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肚子气的澳大利亚人全都混在了一起，传统的中产阶级伦敦生活在这里遭到了暂时的搁置。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舰队街这样的报业共和国。毗邻污水横流的舰队河畔，醉意醺然地坐落在金融城与威斯敏斯特当中，舰队街的独特之处部分在于舰队河冲来的各种热点问题在这里有机会付诸铅字。
全国记者公会为舰队街带来了大笔钱财。该公会成立于1906年，紧跟在最新成立的全国教师公会之后。全国记者公会有着十分理想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源，但是工会所取得的最重大突破却来自那才气卓越的怪兽，报业巨头诺斯克里夫勋爵（1）。此人是《每日邮报》与《每日镜报》的创始人，也曾一度拥有过《泰晤士报》。1911年的一次调查显示记者收入普遍偏低，于是诺斯克里夫给全国记者公会去信称：既然在过去二十年里新闻业已经“由卑微、动荡且收入低下的营生升级成了正当职业”，而且先进机器的应用也使得新闻工作“不再如此劳动筋骨，而是更倾向于耗费心力……记者们有责任联合起来争取更长的年假与更高的工资。”他十分鄙视地拒绝了其他报纸所有者提出的联合压低工资水平的提议。“我们这些人捞得不少了，”他曾十分著名地说道，“也该给员工们吐一点出来了。”1951年，全国记者公会联合各位雇主一起成立了全国记者培训理事会，这个组织终于为新闻业提供了诺斯克里夫勋爵一直希望见到的半职业化立足点。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工会基本控制了整个英国新闻业并且推行了极其详细的工资协议。
因此，随着二十世纪的推进，来到舰队街的人们开始期待体面的工资。尽管当时这一行里整天摆出一副高富帅做派的人物也不在少数，但是那些从基层干起、在地方报社习得行业技巧的记者们依然享受着对其有利的正面偏见。小说家兼写手乔治.布雷克说在两次大战期间，舰队街的绝大部分英格兰裔记者都来自曼城（当时曼城自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全国性报业中心，这一地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此时城里已经有了将近700位效力于全国大报的记者）、赫尔、谢菲尔德以及纽卡斯尔。他还进一步指出“爱尔兰人到处都是，还有很多人自称爱尔兰人……在那些每天晚上都要坐在审校编辑办公桌前，在刺眼的电灯泡下面手拿蓝铅笔在打字纸上写写画画的人物当中，就数苏格兰人占得比例最高。”这些人的典型生平是在二十来岁的时候打入舰队街，然后为了留下来而毕生打拼直到六十岁为止，尽管其中很多人还没活到那一天就因为酗酒、癌症或者绝望而丧命了。由于平时工作时间很长，他们在初到伦敦时往往未婚，蜗居在出租房屋里，一直熬到三四十岁有财力结婚的时候才会搬到条件更好的城郊居住。如果来伦敦之前他们还有些懵懂的话，在这里他们将学会如何在报销的时候虚报开支。他们中比例相当高的人将会离婚再娶，而且还不止一次。
各家报社总部鳞次栉比的舰队街是第一个审校编辑做主的世界，新闻业最重大的分工就是天然的采访记者与天然的审校编辑。新闻业的历史上充满了关于编辑高手的记录，拖泥带水、支离破碎、犹如乱流奔涌的稿件一经他们的调教就变成了清晰干净的新闻故事。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才能，任何一位曾经被此类能人校正过的写手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这也是一份很伤人的工作。长期与他人的无知与错误打交道使得审校编辑总有一种不安全感与拒人门外的倾向。这么多的劣质文字、三流思想、自以为是的文风以及紧迫的截稿日期足以永久性地毒化从业者的人生观。比方说彼得.伊斯特伍德，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支持《每日电讯报》新闻版面的中坚力量，也被普遍称为有史以来该报纸所有工作人员当中最遭人恨的一位。伊斯特伍德出身于约克郡的语法学校，这是牛剑大学顶尖学生与托利党知识分子的温床。报社正史对他的评价是“编辑报纸时有如神助，待人接物时则一塌糊涂。同时期的另一位副编辑描述他每天来到报社上班的情景‘就好像老虎闯进了幼儿园’，还说他在报社里的职业生涯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是他的确搞出了了不起的报纸。审校编辑往往会持有坚定的政治与宗教观点，而且无论他们的个人风格究竟是抑郁还是凶狠，他们从来也不会离开办公室。
现在已经很难重现二十世纪中期的新闻采编氛围了。当时这一行的竞争性要比今天强得多。当时的晚报数量尤其比今天更多，包括伦敦在内的所有英国城市地区都是如此。所有的晚报全都在街头短兵相接，全都在搜寻着下一条特讯或下一个写作质量稍好一点的新闻故事，从而比其他竞争对手多出来一寸半寸的优势。一条特讯可能意味着升职与加薪，因此所有人都为了争夺特讯而斗得不可开交。当年人们回忆中的种种手段今天看起来根本就是发疯：比方说你可以和另一家报社的朋友约好一起搭乘早八点的火车外出采访，但其实你实际搭乘的却是早上七点半的火车。舰队街的“街”字本身就意味着激烈的新闻行业竞争，因为成功的记者与编辑只要穿过马路就可以跳槽，如此升降浮沉不已。我所采访过的老一辈记者当中有很多人都在两家相互竞争的报纸之间来回跳槽了好几次，每一次跳槽都能带来额外几英镑的周薪。舰队街的文化既是炒鱿鱼的文化也是挖墙脚的文化。假如你的新闻报道不小心漏掉了一个角度，那么你的新闻主编绝对要活剥了你。你一看见他就害怕，因为他每个月都要将好几个记者踢出门外。根据克里斯滕森的说法，大多数被他解雇的记者都很从容大度，“脸上挂着困惑而自嘲的微笑，如同哲学家一般耸耸肩膀，说几句要赶紧用失业安置费来还债之类的俏皮话”，然后就是友好的握手道别。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风度。“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要从黑修士桥上跳下去自杀，于是我放出硬话，告诉他如果他能提前通知准确的自杀时间从而为报纸提供一张好照片，我就另外给他增加五英镑失业安置费。”
以前的技术意味着五六十年代的国内新闻记者们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外出采访并将故事带回来。这些到处跑的记者行话叫“消防员”，各家大报把一群群此类记者派遣到了全国各地，占据电话与旅馆房间并且购买各种当地消息。一位犯罪记者如此描述了1960年他来到某威尔士小镇采访谋杀案审判的情形：
“一般来说首先感到要出事的是电话总机。几个小时之内接线员就被大雪一般的长途电话覆盖了……接着旅馆也得到了消息。经理、前台以及保洁员突然就如同变戏法一般变出了一间间从宣传册上根本看不出来的空房间。门童与女佣搬出来了大堆的床垫，厨房则歇斯底里地忙碌起来。出租车司机的生意突然变得异常火爆。习惯了宁静生活的小镇居民站在马路两边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场大热闹的展开。这里很快就拥挤了许多。那些之前从来没有接近过此地一百英里之内的记者们如同久居于此的当地人那样扎了下来。当地警察一开始对于这许多陌生面孔还满面怀疑，后来看见他们也会点头示意了。杂货店店主表现出了友善的好奇，并且很快就学会了在这些陌生人开口之间就拿出某个特定牌子的香烟……”
驻外“消防员”也好比一群飞来飞去的肮脏兀鹫。日后搬到美国并成为著名争议人物的克里斯托弗.希金斯对于自己当年在《每日快报》的工作进行了如下回忆，当时这家报纸还归比弗布鲁克所有。
“《每日快报》国外新闻部的记者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惨遭屠戮蹂躏的地区时，他们的口号当真是‘有谁遭到了强奸而且会说英语’吗？我必须不无遗憾地承认这一点。据说《快报》的一位记者前往某兵荒马乱地区采访，结果一位光荣负伤的《每日邮报》记者拿出了比他更出色的稿件，事后他收到一份电报：‘邮报的人中枪了，你怎么没中枪？’这事是真的吗？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份电报……”
不过他的确见过某写手在错过了一起震动全世界的事件之后编造出来了一篇天花乱坠且完全虚构的头版新闻。舰队街里还有规矩吗？
伟大的记者必须拥有原则、幸运以及所有必备才能，而舰队街从来没有产生过伍德沃德与伯恩斯坦那样经由水门事件级别的重大题材而一战成名的记者。最接近这两位的是卡梅隆，他曾经因为原则问题两次辞职。第一次是在1950年，原因是为了抗议将当时工党内阁大臣约翰.斯特拉齐与原子弹间谍克劳斯.福克斯联系在一起的抹黑宣传。第二次发生在他为《图画邮报》工作的时候，当时卡梅隆与他的主编汤姆.获批金丝打算就美英两国支持的南朝鲜李承晚政权的恶行做一期头版并呼吁联合国进行关注，但是遭到了报纸所有者的拒绝。然后他又去了《新编年报》并以此为平台来宣传核裁军，直到1960年报社关门为止。这是十分悲哀的一刻，?卡梅隆后来回忆说报社关门是因为“血栓作祟……正常的循环被血块阻塞了。”
身为驻外记者的卡梅隆最初为《每日快报》工作，当时这份报纸正处于战后的全盛时期。他穿梭于世界各地，亲眼见证过核试验与朝鲜战场，经历了大英帝国解体的全过程，还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体验到了新闻在现代世界的力量。他成为了年轻一代记者心目中的英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写作风格，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对工作的投入，他的脾气以及他对于原则的坚持。他对于六七十年代英国记者尤其是驻外记者的影响就如同萨拉对爱德华时代同行们的影响一样深远，下文中我们还会遇到他。
卡梅隆是吸引战后新一代记者投身新闻行业的明星人物之一。在他之前是战时新闻界的英雄，在他之后则是广播界的新秀。更加自信，职业自豪感更加强烈并且更加果敢主动的年轻人纷纷加入了这一行。到了六十年代记者公会作出了强制要求，所有新入行的记者都要至少在舰队街以外干三年才有资格进来，尽管在禁令生效之前就进入舰队街的人里面也有威廉.里斯-莫格（2），罗宾.戴（3）以及阿拉斯戴尔.米兰（4）之类的人物。此外《金融时报》与《观察家报》一直对这条禁令视若无睹，直接从大学校园里招收新员工。当初《卫报》总部还在曼城的时候也曾经直接去牛剑大学招人，例如尼尔.艾斯彻森（5），乔治.高尔（6）以及安东尼.霍华德（7）等等都是这样入职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例如尼古拉斯.托马林（8）（他在四十一岁那年殉职于戈兰高地，人们视他为全世界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则完全依靠运气一开始就迈进了国家大报的门槛
在这些先例的激励下，许多雄心勃勃且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都立志直接打入舰队街。这是一场阶级接管的开始。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一旦意识到新闻行业可以带来高收入与高地位，就开始从工人阶级的手里往回抢。连轴抽烟的威尔士人，苏格兰人与曼城人发现自己先是开始雇佣这些更加圆熟之辈，然后就被他们排挤了出去。这些人在这个讽刺横行、国家衰退、电视讽刺节目广受欢迎的时代可谓如鱼得水。牛剑背景的电视明星、剧作家以及澳大利亚讽刺笑星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这一时期模棱两可的特质得到了一部小说的完美表现。人们一般以为所有反映英国新闻界的小说当中只有两部算得上真正伟大，这一部就是其中之一。这本由迈克尔.弗雷恩在1967年首次出版的《通向清晨之末》（9）就是其中之一（另一本则是很久以后才出版的伊夫林.沃的《独家报道》（10））弗雷恩大学一毕业就进了《卫报》，与托马林基本上是同代人。对后院办公室与酒水横流的漫长午餐组成的旧日舰队而言，这篇小说可谓是一声道别。小说当中有两位主人公，一位是大材小用的特刊主编戴森，他得到了在电视节目上露脸的机会。另一位则是老派新闻人艾迪.莫顿，二三十年代舰队街自我神化的见证人。
“‘我认识斯坦福.罗伯茨，’他说。‘不过当年我谁都认识，沃尔特.贝灵，斯坦利.弗利，瑞德福斯.提利——你随便说，我都认识……山迪.麦克艾力斯特在羽毛酒馆一拳打扁劳伦斯.厄顿的鼻子时我就在现场，他们俩动手的原因是厄顿声称斯坦福.罗伯茨在西德尼.卡宁汉姆的葬礼上喝酒……’”
莫顿的故事将这样滔滔不绝地继续了下去，他身边那些从大学里走出来的年轻同事们则根本没有听进去。最后，戴森出于歉疚决定将老迈的莫顿请到酒馆里，“认认真真地听老艾迪讲一下，听他从时间的尘埃中将过往的生涯显露出来……”，但是当他向办公室的另一头看去时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太晚了，莫顿在他想事情的时候已经死了。
（1）http://en.wikipedia.org/wiki/Alfred_Harmsworth,_1st_Viscount_Northcliffe
（2）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Rees-Mogg
（3）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in_Day
（4）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sdair_Milne
（5）http://en.wikipedia.org/wiki/Neal_Ascherson
（6）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Gale_(journalist)
（7）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ony_Howard_(journalist)
（8）http://en.wikipedia.org/wiki/Nicholas_Tomalin
（9）http://en.wikipedia.org/wiki/Towards_the_End_of_the_Morning
（10）http://en.wikipedia.org/wiki/Scoop_(novel)
（8）知识分子
甚至早在中产阶级新闻行业政变之前，在这个原本由白手起家的工人阶级成员把持的行业里就鹤立鸡群地凸显出来了一个群体。这就是知识分子群体。这里我指得是欧洲大陆那边所谓的知识分子，那些通过自己思想的力量强行改变社会前进方向的人。英国从来都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国度，至少人们都这么说。但是当代英国报界至少发生过两次明显的严肃政治智识主义大爆发。第一次发生在二战以及战后全国左转的时期。尽管促成了这场运动的新闻行业知识分子分别供职于从BBC到《泰晤士报》等等不同地点，运动的中心却是四五十年代大卫.阿斯特（1）的《观察家报》。
他的统治是从篡位开始的。J.L.加尔文（2）是阿斯特的父亲在买下《观察家报》之后雇佣的主编，就像半个世纪以的哈利.艾文斯一样，他在爱德华时代晚期的英国也享有半神化的地位。满心燃烧着反纳粹理想主义的阿斯特曾经与参与行刺希特勒密谋的亚当.冯.特洛特成为好友，事败之后此人遭受了绞刑。这段友谊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认为加尔文是个老古董，是失败的国家政策遗留下来的倾绥靖主义残骸。他搞掉了加尔文，打造了一份将会为战后清算运动奠定基调的报纸。《观察家报》是贝弗里奇福利国家构想的早期宣传者之一，也是在战后英帝国解体过程中鼓吹去殖民化最积极的声音。阿斯特的报纸对于欧陆影响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英国其他新闻机构，报社里完全由东欧知识分子、公立学校毕业生以及牛剑出身的进步主义者当家做主。整整一代以记者身份起步的社会主义政客们都是看着他们的文章成长起来的，例如曾经为比佛布鲁克工作并且在《论坛报》的全盛时期主掌大局的迈克尔.富特，《新政治家报》的理查德.克劳斯曼以及《每日快报》的汤姆.德利伯格（3）。
新闻行业知识分子的第二个重大时刻发生在大约三十年之后，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英国针对第一批记者协助塑造的世界发动了反制并且掉头一路向右而去。这第二批人当中包括经济领域里的彼得.吉（4）与塞缪尔.布里坦（5）。他们以芝加哥为大本营宣讲货币主义，主张控制政府规模、正面硬抗工会以及在一个布鲁塞尔联邦主义者与爱尔兰共和派的世界里。就像其他任何成功的知识分子团体一样，这些人在影响政客的同时也受到了政客的影响：玛格丽特.撒切尔，基斯.约瑟夫（6）以及奈吉尔.劳森（7）（此人在成为托利党大臣之前自己就是一位金融记者与杂志编辑）。这些人掌控了主要报纸的评论版块，尤其是《泰晤士报》，《经济学家》以及《每日电讯报》。他们参加餐会、演讲与辩论，大力支持了一个将他们的许多想法付诸实践的政府并从中获得了无尽的满足。但是知识分子一旦失望就会变成最不妥协的敌人。从威尔逊到布莱尔，历届工党领袖所遭受过的最严苛批评中大部分都来自失望的左派新闻行业知识分子；而撒切尔下台以后，最为靠右的一干知识分子们也将自己的失望与怒火转向了梅杰并且达到了同样要人命的效果。
现在还剩下些什么呢？没剩多少。《旁观者报》是右翼政治期刊传统的最后一位幸存者，总是避免接触重量级的问题。左翼的《新政治家报》在销量上比起右翼竞争者多出一倍，但是由于与日渐右倾的工党缺乏联系，旧日的影响力已经所剩无几了。《前景》期刊一贯提供长篇优质引人思考的文章，《经济学家》旗下有好几位大脑过重以至于连脖子都挺不直的高人。《经济学家》是唯一一家还在坚持意识形态办报路线的报纸，报社员工都在为自由市场自由化思想默默地当牛做马。自1980年创刊的双月刊《伦敦书籍评论》一直在试图振兴十九世纪新闻业的文风。尽管这份刊物的供稿人当中也有几位同时为报社工作，但是很难将他们称之为记者，他们更接近于大学当中人文学院的上游“传媒学讲师”。在日常新闻与周日新闻领域里依然存在很多聪明且政治立场鲜明的写手。其中有新保守主义者，老派托利党，自由派，甚至还有几位社会主义者。但是我认为当年那些以思想改造世界，令千万人心悦诚服的真正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消失了。环保主义，反全球化主义，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以及“激情保守派”等等思潮都没能产生出早年间那样遍体烈焰的公众作家。只有当社会面临转折点，人们渴求解释并愿意重新思考思维定势的时候，知识分子才能发挥重大作用。或许今天的条件还并不成熟。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Astor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Louis_Garvin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Tom_Driberg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Jay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muel_Brittan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Keith_Joseph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Nigel_Lawson
（10）记者的私密阶级体系
在新闻行业想装上等人有两种方法：你可以成为某大报的总编，也可以改行。一般来说改行就意味着成为小说家，今天的人们普遍认为这对于有抱负的人来说是一份“不错”或者“合适”的工作，就好像从前去殖民地担任公职或者加入商业银行那样。罗伯特.哈里斯，约翰.兰开斯特（1），安德鲁.奥哈根（2）以及菲利普.汉舍（3）等人都是此类行业脱逃术的典范。他们都曾经有机会成为最顶尖的记者，但现在都成了偶尔才玩两手的新闻票友。那么总编呢？最具影响力的总编都在《每日邮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报》、《太阳报》、《镜报》以及《卫报》供职。除去一直保有一丝不妥协风格的《卫报》之外，其他几份工作的油水都很足——不算配股，仅工资一项就能达到每年三十万英镑。《每日电讯报》的前任总编查尔斯.摩尔（4）是所有人当中最接近上等人的人。他是一位积极自由党政客的儿子，伊顿出身，在撒切尔执政时期起步，他对于自己干巴巴的经济观点与怀疑欧洲的立场表达得十分到位，因此得到了《旁观者报》的总编一职。他身材高挑，衣着优雅，喜好猎狐，近来正在为撒切尔撰写传记。与一般规律大相径庭的是《太阳报》的总编瑞贝坎.瓦德（5），他一直被唐宁街当做自己人。而《泰晤士报》的总编罗伯特.汤姆森（6）则是从澳大利亚闯进英国报界的，这份报纸一度享有的社会与政治威信似乎令他十分厌恶。《卫报》的艾伦.罗斯布里吉（7）在政治圈里也有几个朋友，但并不是唐宁街“班底”的成员之一。《镜报》的皮尔斯.摩根虽然受过私立学校教育，但是他一直是政治圈的局外人，对于唐宁街的软硬兼施丝毫不以为然。
对于总编辑们来说，新闻业当中还有另一派旗鼓相当的贵族集团，就是明星写手与播音员。他们或许只是收钱办事的雇佣兵，但是那些购买他们的“服务”的人们却对他们极尽奉承宠溺之能事。这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受雇艺术家有点相似。最优秀的专栏作家总是受到总编辑的高度珍视，尽管我本人从来没见过任何证据能够表明损失一位专栏作家会对报纸销量造成值得注意的影响。编辑与写手之间是主仆关系，但是仆人的力量来自外部世界而主人的力量则源于体制。由于体制难免萎靡而世界却永远鲜活，仆人往往会比主人更强势。报纸或节目越有力量，总编就越强大。报纸或节目越不招人待见，总编就越弱势。如果有疑问，跟着钱走就行了。像是《泰晤士报》的马修.帕里斯（8）以及《太阳报》的理查德.利特乔（9）这样的明星写手拿到的工资比起一部分国家大报的主编还要多。大牌广播电视主持人也是如此，他们与经纪人的总收入往往也比节目编辑高。最优秀的公知系写手有能力过上奢华的大都市生活，他们的财力足以购买精美的艺术品与豪宅，将子女送入私立学校，每年出国度假若干次。此外极少数顶尖记者的工资甚至在金融城里也不算低。据我所知，在英国有一位电视记者的年薪已经达到了50万英镑，而且至少有一位小报专栏作家也能挣到这个数。还有一位大报写手能拿到30万英镑。
如果说上述的大牌们组成的当代新闻行业的最上层，那么家道殷实的中产阶级就是版块主编、行业记者以及不算大牌的专栏作家们。作为一名比较成功的记者，你可以在伦敦过上相当体面的生活，但是你必须工作极为努力。这些人的工资从5万英镑到三倍于此不一而足。所有这些每天跟键盘较劲的中产阶级们都清楚，一旦过了四十岁，再往上爬就不容易了。新工作越来越难找，大批二三十岁闲不住的年轻人紧紧咬在身后，他们滚烫的呼吸不住地喷在后脖颈子上。对于杂志、每周增刊以及日报的版块编辑来说，成功的关键在于要够硬气而且够可靠——简而言之就是专业主义，一方面要大量产出可信的想法并找到性价比合适的写手对其加以发挥，另一方面个人管理、现金流与办公室政治对于他们来说也越发重要，而提升成为主编的可能性则越来越小并终将彻底消失。总体而言这种生活并不算坏，尽管难免有些灰头土脸的，因为每天工作时间很长，还要不辞辛苦地乘火车进出城上下班。
对于专栏作家们来说挑战则又有不同。他们需要顽强的自制才能几十年来一直周复一周地写出文笔上乘、看似新颖（重点在于看似二字）的材料。 这一挑战在今天尤其棘手，因为当代新闻业的经济与管理环境更倾向于将专栏作家们困在办公室里，而不是将他们推出去与新观念或新圈子相接触。行业记者们——比如政治记者，戏剧及电影评论员，还有体育记者——的水平就像陈年老酒的品质一样可以悄然提升，因为他们的行业知识与人脉都会与日俱增。 在科学、教育以及商务领域，有些最犀利的记者年纪都在四五十岁以致六十来岁左右，这些人始终关注着行业的最新进展并且始终兴趣浓厚。但是这是一种岌岌可危的生活方式，因为新官上任到处找机会放火的年轻一代主编往往忍不住会裁撤掉强于自己的前辈（这种事我就办过）。这就好比学校里的资深骨干教师，虽然平日里的教学工作全靠这些人一力维持，但是他们的工资涨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涨不上去了，除非改走行政路线；那些经多见广的优秀写手们也是如此，这些人虽说不算大牌，但正是他们令报纸有了沉甸甸的分量，他们的身上往往流露出一股疲惫落寞的神气。新闻行业并不像足球或者期权交易那样属于年轻人，但是却存在着偏向年轻人的年龄偏见。
接下来是中产阶级中层，也就是地方报纸的主编与资深记者们。这些花了三十年时间报道自家门前一亩三分地的人们在全英国随处可见。他们的从业动机往往与伦敦新闻业当中那帮狗撕猫咬的野心家们有着天差地别。任何人只要经历过没有地方报纸的生活就会很快意识到地方报纸的重要性。一个社区倘若缺少了白纸黑字的镜鉴必然会解体崩溃。成为地方记者就意味着接受相对较低的收入——地方报业当中有许多人到中年的男男女女只能挣到3万英镑左右，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十分幸运，可以在自己所熟悉的人们当中从事一份自己所热爱的工作。但是在伦敦以及其他大型城市里，拿低工资的主要是忙于打拼的年轻人，他们一面从事着审校编辑或者一般记者的工作，一面积攒着自己文章的剪报，将其邮寄给各种评奖活动，希望引起注意。而且那些在青少年时期或者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就加入了这一行的人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在二十年后改弦更张，转而从事公关行业、教学、媒体培训或者其他各种小买卖。今天地方新闻业这座新闻人才培育场遇到了严重的问题。报社合并、免费报纸的压力以及新技术的出现都在冲击着地方报纸的从业人数与从业者利益。工资差距也有了巨大的扩张。全国性报纸的行业记者如果有两把刷子的话可以挣到5万到6万英镑，而记者的平均工资在2万2千英镑左右。然而每十名记者中就有一名（基本上全都在小型杂志社或者地方报社供职）拿不到12500英镑。此外所谓“免费报纸”的现象也有所增长，这些挨门挨户散发的报纸完全由广告资助，在风格上刻意而拙劣地模仿全国性小报，这一现象是由比传统工艺更便宜且简便的胶版彩印技术所导致的。引领这一新业务的是地方印刷厂与小业主，而不是后来才开始努力赶上的大型报业团体。这些报社都是商业街两边的小门脸，员工人数寥寥而且人人都是多面手。十八世纪英国新闻业刚刚开张的时候大概也就是这样。
这一行并不是一个完全职业化的行业，也并不完全唯才是举。各种门路都是存在的。著名记者的子女往往能得到父母同事的提携。但是总体而言才干与坚持总还能带来回报。在这个方面当代新闻业与三百年前倒也并无二致。这里是安全感缺失者们的游乐场，滴酒不沾之人在这里往往无法取得预想中的成功。
不同之处在于今天从业人员的多样性远非当年可比。我曾经的同事里有过加勒比海与乌干达移民的后代、工人阶级出身的马克思主义者、退伍军官、小说家、至少一位前爱尔兰恐怖分子、不可救药的酒鬼与滥用药物的瘾君子、素食无政府主义者、家道中落的贵族以及十六岁就辍学的愤青；还有从逃避法律、金融城以及工厂流水线的人们、每写一句话都非得板上钉钉不可的固执专业人士以及大大咧咧愤世嫉俗的骗子。但是由于概括也不过是某种形式的歪曲事实，我们不妨来观察一个个案，看看一位在英国最受人恐惧、敬佩以及憎恨的记者，这位九死一生之人就像他所处的行业一样饱受争议，此外他还体现了我们所处的现实生活的侧面之一。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Lanchester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drew_O'Hagan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Philip_Hensher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Moore_(journalist)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Moore_(journalist)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James_Thomson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n_Rusbridger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tthew_Parris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Littlejohn
（11）马瑟，我们的萨拉
马瑟.马伍德（1）一共确保了115起刑事诉讼的有罪判决，这其中有恋童癖、造假者、诈骗犯以及其他各种罪犯。他揭发了托利党内阁大臣大卫.米勒与安东尼娜.迪.桑切的婚外恋关系（2）并了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他还对另一位托利党大臣蒂姆.叶欧以及党务秘书迈克尔.布朗下过手，后者现在也已经成为了记者。他曾不惜以身犯险参与过警方针对企图绑架贝克汉姆夫妇的歹徒而布置的诱捕行动。他经常遭到殴打。还有人花钱买他的脑袋。他父母在伯明翰的住宅曾经遭到袭击，大群手持砍刀的暴徒将二位老人家中的陈设打砸殆尽。他自己曾被迫多次搬家，目前正生活在严密的保护之下。我们两人在伦敦某饭店内室咖啡馆里见了面并点了卡布奇诺。他身边陪同着一位身材魁梧、神情漠然的男子，马伍德向我介绍说此人名曰“大白鲨”。这位本名魁洛希的男子对我咧嘴一笑，露出了满口金牙。他是马伍德的全天候保护措施，过去七年里《世界新闻报》一直雇用他保护这位身价不菲的调查记者。
马伍德生在伯明翰，父母的血管里流得都是墨水。他在十六岁那年就开始在放假期间缠着《伯明翰晚间邮报》讨要实习岗位，不过没能成功。然后有一天晚上他的父母请朋友来吃饭，此人近来卷入了视频盗版这种新式欺诈活动，即利用录像带制作新电影的非法拷贝并拿去卖钱。大人们正在说话的时候，马伍德偷偷地上楼躲进自己的卧室，拨通了《世界新闻报》著名调查记者雷.查普曼的电话。“我有个故事。”随即他赶到了伦敦，报社支付了他的车费并把他安顿在旅馆里。接下来的六周当中他一直与查普曼一起工作，这也使他上了安妮.罗宾森（3）主持的当地新闻。“我的父母气坏了。”马伍德说道。“他们威胁要把我赶出家门，因为我把自己家的朋友捅了出去。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和他们和好。”但是年仅十六岁的他已经看得很明白了。“报纸就有这点好处。谁也不在乎你有多大，或者你有什么背景，只要你能爆料就行。只要你能爆料，你就能打进圈子里。”
十八岁那年马伍德正式踏上了职业道路，为《周日人民报》采访伦敦周边的童工剥削与种族主义问题。“对我来说十分幸运地是，种族动乱正好兴起于八十年代。对我来说这简直太完美了，因为新闻办公室发现了我这个擅长采访的亚裔小伙子……而且我在汉兹沃斯有很多熟人。”之后《周日泰晤士报》的罗宾.摩根（4）挖走了他，叫他去采访种族暴乱并深入锡克教社区卧底调查社区内的各种问题，后来又让他跟进其他社会热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恋童信息交换协会案件（5）。马伍德十分擅长伪装并且十分享受改头换面带来的刺激感受。他在《周日泰晤士报》供职期间揭发了许多社会黑幕，包括移民偷渡问题，还有牛津附近阿伯丁飞行学院培训利比亚杀手集团的真相，这是他所报道过的最危险的一条新闻。他后来还上过一段时间的电视，参与了大卫.福斯特爵士（6）制作的《早间电视》，但是他觉得拍电视既麻烦又无聊，于是就来到了《世界新闻报》，现在看来这可谓天作之合。
“对我来说，最好的故事就是把小孩子解救出来并且把恋童癖关进大牢的那些故事……曾经有个十二岁的小姑娘给我写感谢信，管我叫大英雄，因为我救了她。有了这封信此前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至于那位恋童癖本人则“派人拿着散弹枪前来索要磁带……这也不奇怪。你和他们交朋友，你在他们身上花费大量时间，你和他们一起吃饭——然后你就把他们给卖了。基本上没有人能够淡然地接受这一切。是的，我的确受到过许多死亡威胁。”不过他认为那些冲出来威胁他并揍他的歹徒们并不使他特别担心，他最担心的还是那些不出声的家伙们。
尽管报社叫所有人都给他打电话，但是根据他所说其中98%的电话都毫无用处，不过是举报邻居卖毒品或者搞婚外恋之类的小事。他的新闻素材主要还是来自经营多年的线人。他更喜欢那些问他要现钱的线人，“因为你知道这些人都是就事论事的，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要钱：有人打算复仇，有人对雇主心怀不满，有人想铲除竞争对手，还有人不过就是讨厌恋童癖而已。”现在马伍德手下有一整个团队，其中包括负责窃听对话并为他与摄像机进行伪装的“技术人员”。今天的技术已经大大不同于从前了。早年他在《周日人民报》的时候同事们还会因为他用磁带来记录对话而惊奇不已。现在互联网则起到了追踪付款流向的作用；窃听设备的性能有了极大改观；手机使得电话录音更为便捷，而报社则很乐意掏钱。马伍德说自己在最终没有结果的新闻题材上已经花掉了三四万英镑，“谁也没有说半个不字——这就是生意，该花的钱就得花。”这一切都是为了卖报纸。“问题在于，酒馆里的人们会不会谈论你的报道。”据他所说，这才是记者成功与否的真正标准，而不是什么新闻奖（他已经领了好几个了）。
马伍德是一个谨慎、机灵而且长相不错的人，但是他对这份工作给他造成的影响十分直言不讳。“你的心肠很早就硬了，你也习惯了……你会变得愤世嫉俗。我现在已经很难相信别人了。”接着他又说：“我几乎没有朋友。人们都是通过福斯特的节目认识我的。政客与名人们如果看到我去参加他们的派对都会大惊失色。就好像……就好像你成了什么不容于世的贱民。”他说这话的时候似乎有点难过，但并不算特别难过。
对于许多人来说他就代表了调查新闻业的本质。对于其他人来说——不只是栽在他手里的人们，还有一部分法官、政客以及大报记者——他不过是个到处乱翻乱捅的讨厌鬼，新闻行业的一个污点。马伍德自己则是这么说的：“我认为我们在暴露此类人物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在这里指的是政客与仰仗暴力欺压别人的坏蛋，但有时也会包括初次入行的妓女】……老实说这就是报纸的存在意义，这就是报纸的脊梁骨。”至于他自己呢，“我的名声依旧响亮。你就想想吧，总有人这么以为：‘谁也不能碰我们，任何人也无法拿我们如何……’”因此他情愿在危险当中度日，情愿忍受其他记者的鄙视，情愿过着半地下的生活，情愿永远提防着背后的暗算。的确，关于他的所作所为存在着许多难以忽视的问题，例如谁有权利获取多少他人隐私，以及弱小的年轻妓女与凶恶的黑手党头目之间是否存在区别。但是马伍德不是神父正如他不是警察。他是一个极其成功，极其投入，几近疯魔的记者，他的工作就是在人世间最污秽的下水道里摸爬滚打，并且通过这份工作在每周日吸引千万读者。他认为假如他不是一位调查记者的话，那只有另外两份工作适合他，其一是主编——“但是谁也不会用我的”——其二就是罪犯。自立，自信，十分清楚自己的工作究竟意味着什么，马伍德对于现当代英国新闻业来说就好比萨拉在十九世纪那样富有代表性。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zher_Mahmood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Mellor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onia_de_sancha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ne_Robinson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in_Morgan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edophile_Information_Exchange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Frost
二，新闻是什么（1）强新闻与弱新闻
性，轰动，宠物，英雄主义。
——唐纳.扎克（1）
好故事如同蜂蜜般顺滑流淌，坏故事则会卡在嗓子眼里下不去。什么是坏故事呢？就是第一次看不懂的故事，就是只管挖坑不管填的故事。
阿瑟.克里斯滕森（也可能是比佛布鲁克勋爵）
“强新闻”这个词很不错。强新闻的确很强。这种新闻不会卡在嗓子眼里，但的确会在脑海里扎根。强新闻几乎有着触及肉体的效果，可以令人恐惧、好奇、开怀大笑或者张口结舌。戴安娜之死就是强新闻。第一颗原子弹的投放，古巴导弹危机，1966年英格兰队首次世界杯夺冠，约翰.列侬遇刺，玛格丽特.撒切尔下台，上述这些例子所有人只要打眼一看就会称之为强新闻，不论你是读者还是记者，编辑还是评论家，因为这些新闻塑造了我们的世界，激起了强烈的情绪反应并致使人们对于进一步消息产生了几乎是肉体性的饥渴。
……2001年9月11日，布莱顿。我在不得不返回城里的会议中心忍受浑浊的室内空气之前懒洋洋地享受着户外的秋日阳光。托尼.布莱尔与召开年会的工会代表大会都来到了这座城市。布莱尔的公关专员向我们保证，布莱尔将会通过一场针锋相对的演讲来为自己允许私人资金参与公立医院与学校建设经营的想法进行辩护。工会代表大会憎恶这一点。与会代表们很可能会对首相喝倒彩，这将会产生不少戏剧性的画面来供应晚间新闻。我当时满以为当晚10点的BBC新闻将会把这场演讲当做头条并且进行十分有料的“现场”分析。而我的工作则是对演讲进行实时评论。这意味着我要进入一个用玻璃与三合板拼成的大盒子，盒子位于露台上，可以俯瞰整个会场。我的妻子杰姬.阿什利将会对我进行采访，此前她一直在报道工会代表大会的进展。这种工作关系令我们两个人都稍微有些不太自在。我等在一旁的时候，她正忙着采访一位工会秘书长，这人似乎话很多，一直在滔滔不绝。待会儿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我要透露一点布莱尔的谈话内容，这是二十分钟前由阿拉斯特.坎贝尔透露给我的。……
……这时我正用眼角余光看着电视显示器上的新闻频道，电视的声音已经被关闭了。突然我注意到电视画面骤然切换，出现了一座燃烧中的高大建筑。我一看下面的标题，标题说这是纽约的世贸大厦。即便是我也知道上千人在这栋大楼里工作，而此时他们正身处险境。我马上呼叫负责工会代表大会节目的制片人，告诉他马上将这一事态通知给杰姬，进行插播新闻并通报所有观看BBC二频道的观众，哪怕他们会因此而换台也无所谓。另一头显然有些不情愿。因为演员工会马上就要提出一项十分有趣的动议，要求提升儿童演员的支付标准。这番话把我气得直跺脚。正当我一边看电视一边与手机另一头争执不休时，我看到了——第二架飞机，第二座塔楼。如同全世界千百万其他人一样，我的脑海当中有如冰火交攻一般，不由自主地抓住了自己的头发，呼吸急促有声——恐怖主义袭击，而且绝对规模空前……杰姬能看见我发疯一般冲着她手舞足蹈，她生气地瞪着我，想让我冷静下来，不要干扰她的工作。她还不知道，她什么都还不知道……
……毫无疑问，任何神智健全的人只要一看到双子塔的毁灭就会意识到这是强新闻中的强新闻，是最强的新闻。这是一起足以改变世界的事件，将会造成极为深远的后果。不出两分钟杰姬就拿到了电传新闻稿，我也坐进了她的三合板盒子里，我们两个插播了这条新闻，观众们的第一反应大概都是马上换到二十四小时新闻频道。。在我们下方的会场里，本年度的大会主席比尔.莫里斯有些不知所措。他刚刚收到一张他以为是恶作剧的便条，说什么纽约世贸中心遭到了袭击。会场里所有的记者突然全都掏出手机接听起来。他站在主席台上徒劳地要求人们保持安静，而记者们则干脆纷纷退场，这时他才逐渐开始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几分钟之后布莱尔赶到了会场，他放弃了原来的讲稿，用一场短促而打动人的发言证实了消息的真实性……
……正当他搜肠刮肚地组织词句时，我们这些政治记者则纷纷抓起背包冲向火车站。布莱尔也和所有人一起乘火车赶回了伦敦，赶回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条新闻令所有当时能看电视的人都冲到了电视机前。问题立刻就出现了：怎么回事？谁干的？为什么？这条新闻激起了恐惧与怜悯——空中掉落的躯体，痛失亲友的哀恸人群，各种巧合以及最终的盖棺定论。这条新闻的力量推动了对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争，改变了包括英国在内世界各国的法律，剥夺了百年以来人们一直拥有的合法权利，将村庄夷为平地，迫使民众流离失所，令政府面临倾覆，使得建筑规划遭到推倒返工，吓得旅客不敢坐飞机，逼得公司破产，改变了外交权力游戏的玩法，产生了新的偶像与反英雄，为常用语言带来了新词汇，夺去了无辜者的生命，引爆了伦敦地铁里的炸弹，将坦克编队送进了伊拉克境内，将无数信众送进了教堂与清真寺，还向无数人的心中灌输了对于上帝或者安拉的畏惧。而且我在这里要明确说明一点：这条新闻令所有记者都激动不已。我们并不感到高兴，但我们绝对十分激动——或者至少说是既惊骇又激动……
以上的例子是一条标准的强新闻。作为对比，下面则是一条普通弱新闻的形成过程。
……2002年9月8日。空气十分污浊，几乎被尘土糊住了。半明半暗的光线映照下，地面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睡觉的人，有些人用白色的被子紧紧裹住自己，还有人在毯子下面手脚大张，一双双光脚伸得满地都是。一位小伙子精疲力尽但依然正襟危坐在一旁，大腿上放着好几张字迹潦草的文稿。伦敦记者圈里最优秀的威斯敏斯特专访记者们刚刚参加完首相与小布什总统举行的峰会从大西洋彼岸飞回来。我们头一天中午出发，飞到了华盛顿城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一个小时之后，布莱尔向我们通报了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将会意义重大的事件，他与美国总统召开了“战争会议”，尽管唐宁街十号十分讨厌这个词。布莱尔与小布什此时麻烦重重。小布什似乎决意摧毁萨达姆，希望对伊拉克宣战。布莱尔坚决支持小布什，不过由于任何军事行动都需要联合国授权，他着重强调要应对伊拉克的核武器、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但是整个世界都反对他们，至少反对他们发动战争。其他欧洲领导人，俄国人，中国人，全体阿拉伯世界，所有人都在警告他们要小心从事。布莱尔在国内面对着阵容可观的怀疑者与批评者。看起来很清楚，他必须设法劝说小布什重返联合国，并且尽可能地将反对萨达姆的努力国际化，同时还要私下讨论军事进攻的细节。因此当他在英国航空包机上踱步，背靠隔板面对话筒与记者的包围时，我们全都希望他能说点新鲜东西，说点有新闻价值的东西……
……他没有。他针对伊拉克的核潜力以及伊拉克对于和平的威胁作出了相同的警告，重申了他与小布什总统的共同决心，再次肯定了赢取最广大支持的重要性，并再次指出不能将联合国当做无所作为的借口而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四天之前我在他的塞奇菲尔德选区听过他的演讲，还在半私人的场合与他交谈过。我拿脑袋担保，这一回他一点新鲜内容也没说。有人问他关于核威胁的问题，但是他依旧只是泛泛而谈。萨达姆正在试图获取核武器并且很快就会到手。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之前已经整整四年没有对伊拉克进行过核武器核查了。这也正是全世界怀疑者的立论所在：为什么非得是现在呢？英国真的受到了萨达姆的威胁吗？布莱尔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假如萨达姆在中东再次开战，我们就会像上次海湾战争一样卷进去。“英国利益”将会受到损害。到此为止他说的都是场面话。他避而不谈下一步的时间表。他的发言并没有多少新闻价值，实在令人失望。正当其他记者正急得原地转圈时，截稿期已经压到了周日报纸记者们的头上。有几个人认为“萨达姆对英国构成核威胁”是个不错的大标题。当然，布莱尔从没有这么说过……接下来就出现了那个我已经听过几百次的大杀器短语：“但是他并没有咬定这一点。”他当然没有……
……等到一部分周日报纸的记者们完工时，你恐怕会以为几周之后伯明翰就要遭到核弹洗地了。这种歪曲报道并未激怒布莱尔的团队。恰恰相反，这些报道帮助他们走出了扭转公众对战争看法的第一步，而且任谁也不能将这些报道与布莱尔扯上关系。他对于措辞的选择十分小心。而记者们则以十分贴心的方式对这些措辞进行了夸大。唐宁街十号得到了好处。记者们再次为自己昂贵的机票与新一周薪水的领取找到了正当理由，他们得到了好处。各家报纸有了一条抓人眼球的戏剧性头版头条，百货店与加油站里的报纸零售业绩很可能因此得到提升，它们也得到了好处。真正吃亏的只有公众。他们得到了一个不着四六的恐怖故事。他们中的有些人会记住这个故事，下次再看新闻时的疑心会更重一点。甚至可能还会有一小部分人从此再也不会看报纸了。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将把这些扭曲报道抛到脑后。毕竟，追究细节并不是撰写优质头版新闻的正确做法……
本帖最后由 万年看客 于 2013-5-26 11:35 编辑
……等到我们在空军基地着陆之后，布莱尔与一小队官员、国防专家以及政治助理被直升飞机接到戴维营去了，他们在那里与小布什就伊拉克问题进行了四个小时的谈话。我们这帮记者则被留在了后方，滞留在登机大厅里。BBC与天空台都遇到了麻烦的技术问题。很快，周日报纸的头版影印件就发到了陪同我们的唐宁街员工手里，然后又在我们当中传开了。毛骨悚然的大标题与厚颜无耻的夸张笔法在我们当中引发了一阵阵哄笑与苦笑。我自己的感受则更为复杂一些。我的确已经警告过收看当晚新闻节目的观众，接下来的新闻宣传策略是吓死人不偿命，这条警告就好比万金油一样屡试不爽。布莱尔稍后赶回来进行了一场不痛不痒的发布会并于随后接受了几家短暂采访，不过我仅仅设法记下了几条缺乏感情色彩的言论，而我的竞争对手，《太阳报》的亚当.博尔顿则设法搞到了若干更有趣味的发言。我以为这是因为布莱尔越往后越放松，而博尔顿赶上了好时候。不过我还是觉得自己很失败，觉得自己对不起BBC。我们连夜飞回了英国，根本不知道布莱尔与小布什究竟达成了什么协议。我们在二十四小时里两次飞越大西洋，就是为了挖掘内部消息。但是我们连一丁点有用的信息也拿不出来……
……这可不行。电视与广播里的新闻时段必须得到填充。在阿拉斯特.坎贝尔赶回来进行了第二次简报之后，我们至少知道了与会者名单，会谈流程，甚至会谈晚餐当中提供的菜品。坎贝尔证实了联合国努力的重要性以及军事行动依然在考虑范围之内。这样我们终于能够凑起足够的材料来填充电视广播节目以及各家报纸的头版了。新闻继续播出。事实上无论是新闻节目编辑还是报纸编辑，任何人都不会乐意采用伊拉克或开战可能以外的任何题目。我们手里缺乏过硬的事实与真正的新闻，这的确不太方便……不过万幸的是我们还能复制粘贴……
当新闻材料相对较少时，新闻读者们并不会给自己放假，报纸大标题也不会缩短或改用小一号的字体。新闻总喜欢模仿紧急事态并假装出一副兴奋不已的架势来。我这里指得不是瞎编，尽管有人有时也会瞎编——下文中咱们再细说。实际上，与911事件不同，绝大多数新闻都是弱新闻。大多数的日子里都充斥着假模假式的决策，故弄玄虚的争论，不得示人的政府秘密与首鼠两端的迟疑不决，而不是动人心魄的戏剧化场面与犀利的结尾。我们搜刮着自己贫瘠的知识储备，我们不管不顾地口若悬河，而我们能骗过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
（1）http://en.wikipedia.org/wiki/Donald_Zec
（2）新闻的奥秘
多年以来我也经手过不少专访新闻，尽管我本人从来都不能算是一位优秀的调查记者——我的兴趣太宽泛、对于细节太缺乏耐心，注意力也太难集中了。我了解到专访新闻不仅要靠判断力，也要靠运气。当初为《独立报》撰写党代会期间政治日记的时候，我惹恼了一位比今天年轻许多的彼得.曼德尔森，他当时刚刚被工党授予改善党派形象的任务。他给影子内阁全体成员发放了备忘录，要求他们在进行演讲之前先跟他核对演讲稿。而我则将这份备忘录嘲笑了一通。第二天一大清早，一个信封就被顺着我旅馆房间的门缝塞了进来，里面是彼得的亲信，告诉我在昨天的文章发表之后，他再也不会跟我说话了；我今后能不能再也不要通过电话或任何其他方式联系他了呢？这封信有一个花团锦簇的落款：“工党信息主管”——这个头衔在我那篇日记的第二段出现过。这件事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搞僵了一年有余。由于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工党内的托派左翼组织战斗趋势决定信任我。于是我就源源不断地得到了大量关于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内部消息，包括尼尔.基诺克的秘密党政评论，这是工党计划远离党内左翼势力转而贴近选民的第一个详细证据。我还从阿兰.克拉克（1）那里得到过来自国防部的内部消息——有趣的是，尽管记者不应当透露自己消息来源的身份，但是克拉克却在自己公开发行的日记合集第一卷里就把我给供了出来。我也曾经放过了不少故事。比方说曾经有一个关于南非钻石走私、黑钱与毒品的故事，情节涉及通往马恩岛的超低空飞行与听上去煞有介事的“封口令”，这个故事从来没能得见天日，因为……怎么说呢，故事本身有些站不住，牵扯到了太多没有答案的问题。担任主编的时候，我曾经封杀过若干新闻——至少是那些我认为涉及某优秀同事（未必一定是朋友）家庭生活的新闻。我曾经率先捅出过若干新闻，内容涉及了政府失职、议员贪腐以及基地组织内幕等等。我曾经进行过“诠释性独家报道”，例如北海鱼类绝迹的首项过硬证据的揭露，对我来说这一个故事对于英国人的重要性就要超过另外十九条所谓的新闻。
在我的职业生涯期间我一直被“故事”包围着——故事就在那里，日复一日地等待着被人发现。但是障人眼目之处也正在于此。新闻故事究竟是什么呢？绝大多数写手在自己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当然，有些事件的确可以引起几乎所有人的兴趣。我们尤其着迷于极端、残忍以及离奇的事件。但是此类事件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来源。新闻工业需要持续不断的原材料供应，每天都需要能够填充二十个报纸版面的故事，每小时的新闻节目都需要排满。新闻必须是新的，而且必须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地持续涌现，因此任何记者都不能自我设限，仅仅采访报道真正不同寻常的事件。此类事件的数量太少，根本周转不过来。当然有时也会出现所谓的“新闻吉日”，一堆大事都会赶在一天里发生。
因此记者们学会了如何对那些比较一般的事件进行加工，使之看上去有个新闻的样子。我们学会了寻找一切看上去有点意思的题材。这是变废为宝的炼金术——地方法庭里的社会渣滓或者寡然无味的政客演说都是炼金术的原料，成品则是足以吸引读者与听众注意力的的新闻故事。为了施展炼金术，记者们重新塑造了真实生活，削减了细节，简化了情节，“润色”了原本平常的讲话，有时还会替讲话人补充几句，从而创造行之有效的叙事。不光是记者，所有人都会这么做，不过基本上都是无意识的。我们听到一条传言后也会在转述时进行加工，删减掉无关情节并突出重点，将朋友与亲戚的亲身经历改造成比实际情况更英勇或更悲惨的故事。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还会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变成故事的链条，在飞流直下的日常经历当中寻求轮廓与意义。随着科学家们开始深入探索人脑结构，他们必将会发现与讲故事以及编故事相关的大脑区域与通路，这些区域与通路一定与讲话以及语法紧密相关，讲故事的冲动是人类本质当中根深蒂固的基本组成部分。而新闻业就是工业化的传言。
但是，由于这种力量的存在，被新闻转化成故事的事件也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动力。我们要如何决定哪些题材能够上头版而哪些题材又应该插入新闻节目的中间呢？我们又要如何对其进行改写使之各安其位呢？外交部长的这句发言算得上是“故事”吗？这张两个二线名人相互拥抱的模糊照片值得上头版吗？二版又如何呢？说到底这张照片有资格上报纸吗？假如说某记者告诉你他/她总能回答此类问题而且从未质疑过自己，此人倒也不一定就是个骗子，但他/她肯定干活不用脑子。
没有人教授记者新闻究竟是什么。我们是通过照猫画虎来领会这一点的。我们翻阅几天乃至几周以前的报纸，检视新闻曾经是什么样子。这也是为什么每出现一条抓人眼球的新闻，比方说公园里恶犬袭击儿童或者神秘病毒的来龙去脉，接下来就会发疹子一般地跟风出现一大波犬类袭击或者超级细菌之类的报道。关于狗与病毒的消息碎片令记者们格外留神，他们继续到处寻找此类题材并再一再二地加以发挥，直到编辑也像读者一样厌烦了重复为止。不同类型的记者适合不同种类的故事，不同的报社或者广播机构也有各自偏好的故事，而它们各自手下的记者们则对此类偏好心领神会。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分析新闻。我们自称能“闻”出新闻的好坏。“你遇到一个好故事时自然会感到针刺的感觉”。新闻“就是”新闻。叫记者为新闻故事下定义就好比问青少年性欲是什么一样无谓。
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但是记者们往往看不出故事的存在。他们自己对于某个题材能否构成新闻故事也是七嘴八舌各说各话。我们的胃口好比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鸽子一样大，同时又像学步孩童那样听见什么信什么，我们成群结队地跟在新闻招待会或皇室出巡之类事件的后面，凭空制造出一场场风暴。“这里有故事吗？”当一位公主与人群当中的某一位握手之后总会有人这么问。“我看没什么新鲜的。”一位看上去可怜兮兮的《每日镜报》记者这样回答。“等会儿，她跟那个小姑娘说的是什么，是不是‘别把花往我手里塞？’”一位顽固乐观的《星报》女记者说道。“不，她没这么说，我当时就在她旁边……不过我也没听见她究竟说了什么。”《泰晤士报》的记者喃喃自语。“我觉得她看着挺烦。”《星报》女记者答道。“话说回来，那个小姑娘现在在哪儿呢？”《每日邮报》的记者问道。原来小姑娘已经消失了。最后这帮记者们用一声干脆的“全体通过？”结束了讨论并纷纷散去，而公主则十分粗鲁地推搡了一位哭泣不止的小姑娘，受害人的母亲很快就将她领走了。八卦专栏写手将会揣测她的坏脾气究竟事出何因，大报主笔则将为她冠以“招人烦公主”的美名，而一则新闻故事也就这样新鲜出炉了。
记者也是拿钱干活的人，而他们的工作并不是，重复一遍并不是，为某一个平淡无奇的时刻提供白描式的准确叙述，而是找到“故事”或者找不到“故事”。最能影响记者作出决定的话语莫过于另一位竞争对手说“管他的呢，反正我要写这个。”故事是润色出来的。故事是填充出来的。故事是从平淡乏味却又千头万绪的生活中抽丝剥茧纺出来的。“这回的引子是什么？”我们离开托尼.布莱尔的新闻发布会时这样问道。“你怎么看？”身边的同事们听过警方公开声明后这样问道。有时候我经常觉得一个新闻故事之所以能够出现仅仅是因为某一位同事当天早上嗓门特别大或者观点最咄咄逼人。假如那天早上换了另一批记者，那么最后成型的新闻也会大不一样。只要看看彼此不通声气的记者就同一场演说或新闻发布会进行的各自叙述就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笔下的同一事件看起来就好像发生在不同的星球上一样。
新闻是一种出现时间相对较晚且以迎合人性为目的的虚拟商品。这种商品的设计、复制以及传播传统仅仅存在了几百年。几乎所有记者干上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对于新闻产生一套既成看法，但是这些看法并不是依靠基因而传承下来的。或许的确有人生性好寻根问底且百折不挠，但是“天生的记者”并不存在。伦敦《旗帜晚报》的前政治编辑查尔斯.瑞斯（2）曾经告诉过我，当他坐在房间后排旁听绵绵不绝且百无聊赖的议员委员会会议时，经常会对自己以及竞争对手的举动感到惊讶，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他们所有人会突然不约而同地抖擞精神并拿起纸笔，另起一页开始速记某人的发言，而且基本上没有意识到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呢？他认为积年倾听政治语言的经验使得他们可以辨识意料之外的话外音。政治记者有一套独特的知识，但是大多数写手也有类似的知识。
至少在我接受培训那会儿，绝大多数记者都受到了如何组织新闻故事的教育。新闻故事应当是一个倒三角，最关键的信息要放在最前面，越往后的信息相关性也就越差，直到收尾为止。开头也可能使用“延迟下落”的技巧——第一段先说几句闲话，描述一下背景或者吊一吊读者的胃口，而真正的新闻故事则要晚一点才能得到揭示，但是所有问题都必须得到回答：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因？有时还要回答“何以至此？”除此之外，历代记者与培训院校并没有多少新鲜东西需要补充。人们将新闻比作一种可再生但十分脆弱的自然资源——就好比正宗的黑线鳕鱼或者思想的果实，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捕捞采摘，他们的工具是电话、录音机、纸笔以及摄影摄像机而不是渔网，而他们的收获则要用笔记本与录像带而不是独轮车运回家里。
新闻由城市人的精气凝结而成，并不可思议地一直保持着新鲜——直到出版广播为止，之后新闻就会死去。因为对于新闻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新”字。在那遥远的过去，比方说昨天下午四点，最新新闻的价值还不可估量。编辑们一个个大呼小叫，签发支票，乞求记者们拿出一不要命二不要脸的精神把新闻抢到手。一干各自雇佣了上百名高薪（有时甚至还训练有素）人员的组织连蹿带蹦地满世界搜索着新闻，毫不客气地相互推搡顶撞。在地球上方的高空轨道里，一颗颗卫星接收到新闻又发射出去。视频电话蜂鸣刺耳，摄像团队粗口连天，转播车辆换挡不止。目击者与专家从自己的工作岗位或者家门口被人拽走并受到贿赂、恐吓与吹捧。这条新闻，不管内容是什么——或许只有寥寥几个词（“这是我一生中最耻辱的一刻”或者“我们将会全力抵抗”），或许是某事件当事人出人意料的一口否定，或者是早已传出死讯的某人的突然现身——都价值重大。考虑到制作过程中耗费的人力物力，新闻的价值以重量计算要远远超过鱼子酱或者钚元素。但是昨天下午已经过去了。这条新闻已经沦为旧闻了。人老珠黄不值钱了。
一刻之前新闻还是词语的钻石，一刻之后就成了尘土。从这个角度来说新闻很像海洛因或者尼古丁之类的毒品——在收集、处理以及分发到终端用户之前的各个过程中都价值不菲，但是一旦用过之后就价值全无了。毒品变成了大脑内部化学状态的一阵悸动，之后就只剩下了一个肮脏的污点。新闻也与此有点类似。新闻对心智产生作用，新闻会使人养成不断寻求新闻冲击的习惯。在这种重复的过程当中，新闻就像毒品一样改造着接受者的头脑。例如苏珊.格林菲尔德（3）之类的科学家们认为鸦片类物质对于大脑也已产生永久性的抑制作用。同理——这里是比喻而不是比较——新闻也会永久性改变你的世界观。一则法国杀人蜂入侵的消息可能逗你发笑，连续几天十几条相似新闻就会把你吓坏。如果你听说已经有人被蛰死了，而且还听说了不止一次，而且第二年春天同样的故事又得到了再度报道，那你就会相信法国杀人蜂的存在。把这个个案放大一千倍，覆盖现在各家报纸所报道的所有新闻，你就会开始理解新闻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只有非凡或者疯癫的头脑才能免受新闻的影响。
毒品与新闻之间的相似性还不仅如此。成瘾性也值得一提。人们用眼睛与耳朵“消费”新闻。新闻能产生情感上的效果。随着他们进食新闻，他们或许会容光焕发，或许会黯然神伤。接受新闻绝对会成为习惯，不过还从来没有人为了供养自己的新闻需求而走上犯罪道路：新闻的生产过程虽然十分昂贵，但售价却很便宜，只要几个硬币或者稍微旋转一下收音机旋钮就能到手。但是就如同其他管制物品一样，新闻也能产生意料之外的效果。新闻能够产生即时性的愉悦感受——自己支持的球队取得了胜利，某位讨厌的政客遇到了麻烦，或者放假期间的天气将以晴好为主。新闻也可以将人激怒并导致斗殴，就像毒品一样。新闻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与一般瘾君子吞云吐雾吸食大麻烟所耗费的时间相比，我要花费多得多的时间来研读那些由我所不信任的人们炮制出来的一段段胡言乱语。不过到了第二天，你十有八九还会找上你那友好的邻家新闻贩子，寻求更多的新闻。
从旧报纸与旧时广播书刊中可以得知，新闻的原材料一直以来并未发生多大改变，只有一点点而已，下文中我们还要细说。诺斯克里夫手下第一批主编之一肯尼迪.琼斯（4）曾经说过他心目中完美的报纸原料用四个词就能概括：“犯罪、爱情、金钱与美食。”我所见过的大部分报纸无非就是这个范式。今天我们还要加上“灾难”与“权力”这两条，不过这也已经足够概括了。首饰盗贼袭击街头行人。某著名女性生下双胞胎一对。某著名男性携少女私奔。一名男孩被狗咬伤。八人食用当地鱼类后感到不适。某个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家庭因为参与投机而倾家荡产。一切都是旧的，一切都是新的。从1928年的肯塔基到1707年的帕尔马再到去年的孟买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人世间的轮盘永无休止地重复转动着：死亡，性事，新生命，巧合，犯罪，技术事故，心理恐慌与实际风险，旧爱饮泣与新欢扬眉，不外乎如此。直到今天这些事情依然在不断发生，不过是换了色调，换了姓名，换了另一套细节。假如它们发生在今天，对于有些人来说就会成为新闻。假如它们发生在今天你的身边，对于你来说就会成为新闻。
新闻传播遵循一套独有的地理与速度原则。人们常说消息传得快。但情况并不完全如此。新闻在传播当中也会减速，也会衰减。绝大多数新闻从发生地点向你一路奔来的时候，每多一英里距离就会多损失一点力度与重量。假如新闻发生的地点离你相当远，那这条新闻来到你面前时很可能仅仅剩下了一道没有实体的影子，失去了把握人心的力量。新闻本身越大，来到你面前时剩下的部分也就越多。中国某水坝渗漏，一百万人被迫搬迁。一百万人！这个尺寸足以穿过你家客厅，进入你的大脑并且至少呆上一个小时。但是假如新闻是亚美尼亚客车事故导致六名乘客丧生，冲击力就要小很多。这条新闻进入某英国人家的时候几乎就已经透明了，成为了报纸二十六版上的一小段，几乎没有人会专门停下来阅读——除非是旅居英国的亚美尼亚家庭。但是假如新闻内容是亚美尼亚客车事故导致六名乘客受伤（仅仅是“受伤”），那么这条新闻根本进不了你家大门。这条新闻可能会达到伊斯坦布尔，不过再往前就无法前进一步了。新闻生活在一个遵循近大远小法则的奇怪星球上。据说苏格兰东北某报纸曾刊登过下列大标题：“阿伯丁居民恐在海难中失踪，另有二百人死亡”。克劳德.柯克本也曾写过一条著名的戏谑性标题：“智利轻度地震，没死多少人”。今天大多数读者看到这种标题都不会觉得是在开玩笑。
这一章中我们将要检视新闻，看一看不同种类的新闻分别从何而来以及各自有哪些作用，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新闻”不是“事实”。新闻基于事实。我们必须相信或至少暂时相信新闻报道中提到的事件确有其事——美国石油公司的确已经破产了，或者当某电视主持人告诉我们某某人遭到逮捕时，这人的确进了监狱。但是我们的兴趣在于我们可以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事实来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新闻是情绪、归属感甚至道德的来源。
是的。随便看看绝大多数新闻故事的表面人们都能找到道德诉求。记者们受到的是自相矛盾的教育。一方面我们受到教导要“秉笔直书”，“不偏不倚”或者“述而不论”——都是很不错的格言。但是同时我们又受到教导要“保持人性”或者“打动读者”，实际上就是要耍手段——采取某一个立场并将两方面当中的一个描述得更加生动，换句话说就是评论。而以所谓“打动读者”形式而存在的偏见也的确能改变现实世界。
拿英国的恋童癖大恐慌来打比方吧。在英国由陌生人实施的奸杀儿童案件数量大致是恒定的，每年大约在五至七起左右。涉及儿童的性犯罪案件的定案数目近年来则有所下降。有人曾对于虐待儿童的统计数据进行过详细调查，结果仅仅显示了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一现象有多么广泛。“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每年遭受性虐待的儿童数量大约在3500到72600人之间。换言之，对于统计数据的详细分析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误差可能性，以至于任何公开数据都无法作为任何推测乃至理性决策的依据”但是自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关于恋童癖的新闻数量却是一路飙升，尤其是在小报版面上。这一现象的效果是极其显著的——不仅影响了政府针对性犯罪的立法以及针对恋童癖的处理措施（或处理措施缺乏），还影响了广大普通家庭的生活方式——现在还有多少孩子可以自己出门呢？家长们对于互联网的担心程度加深了多少呢？社会整体对于担任童子军教官、青少年组织负责人、游泳俱乐部教练等等工作的成年男性又平添了几分疑心呢？这一切究竟是好是坏呢？有可能所谓的“恋童癖恐慌”正是我们为这个越发性开放的时代设限的方式；或许那些煽风点火、将失控民众驱赶上街头的报纸从长期来看反而为社会做了贡献，因为它们警告社会注意众多儿童正在面临确实且遭到低估的威胁。另一方面，大量躺着中枪的志愿者工作岗位遭到了裁撤，许多无辜者也惨遭牵连与打击，更有无数儿童遭到了完全不必要的恐吓。无论是好是坏，这个经典案例都很好地反映了新闻价值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假如英国报界对于恋童癖题材的兴趣没有这么大，今天的英国将会是另一幅景象。新闻就是城市人类活动的神经系统。
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人们很有理由试图摒弃新闻文化。我认识几个基本从来不看报纸、将绝大部分广播内容视为放屁的人。但是我认为他们的做法是错的。他们或许一个礼拜接着一个礼拜也就这么过，送孩子上学，逛商店，进教堂，做义工，给家里长辈打电话报平安，总体而言好事比坏事做得更多。但是他们切断了自己与更广大世界的联系，就像是俗世的僧侣，过着画地为牢的生活。这样是不行的。我们要么是公开民主社会的组成部分，为了同一个终极目标而各自发挥绵薄之力，要么就是逃兵。
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这些问题。假如新闻宣传当中关于公共生活的头牌故事声称这个社会当中所有人都是谎话连篇的伪君子，活该遭受嘲笑；假如新闻宣传一口咬定公共生活当中根本不可能包含一丁点不掺假的理想主义、自我牺牲、艰苦奋斗与深刻思想，并且将任何反对意见打翻在地踩上一万只脚，那我们会作何感想呢？假如新闻机构对于重大金融丑闻视而不见直到无可挽回之际，眼看着几十万人的养老金与工作岗位化为乌有，那我们会作何感想呢？假如原本可以用来深入揭露这些金融丑闻的人力、经费与版面空间全都耗费在了不知所谓的民意调查或者某二线电视明星的爆料回忆录上面，那我们又会作何感想呢？假如一份报纸被八卦与偷拍所淹没，却没有报道即将对读者产生切身影响的政治或军事危机，这份完全理解读者需求因此明知有些新闻关系重大但却存心忽略的报纸究竟是“专业”还是“不专业”呢？假设一般每周你会注意到一打左右的新闻。或许还不止如此，这里姑且先采用十二这个数字。这样算起来每年就是六百余条新闻——尽管考虑到不同新闻之间往往相互交织并自我重复，或许可以把这个数字一刀两半砍成三百——而这些新闻全都会影响到你。新闻为你看待世界的态度提供了色彩，并且经常影响你的具体决策，从度假计划的制定到储蓄与消费的权衡再到你对于街头某陌生人是不是抢劫犯的判断。“好”新闻故事的累加——我指的仅仅是那些尽可能真实且足够准确的新闻故事——对于任何社会的福祉都有着重大的作用。勇敢、机智、刨根问底的新闻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无法想象一个健康的社会可以不依赖这种新闻而存续下去。而坏新闻——懦弱怕事，勾结权贵，抹黑弱者，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新闻——则是一个社会通向毁灭的快车道。
因此“新闻是什么”这个看似平常的问题实际上却十分复杂重要并且有着显著的政治意义。在大多数记者的职业生涯当中，这个问题都好比屋中的大象，身材硕大，略显尴尬，人皆见之却难得讨论。这一章的主题不是记者，而是他们的工作。英国的新闻有着怎样的历史，以及今天的新闻现状如何？为此我阅读了不少报纸，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希望借此大致得出一点结论。自然，这只是走马观花的见解，因为我要花一辈子时间才能将现今存世的所有报纸通读一遍。但是其中的趋势演变还是相当明显的。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n_Clark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Reiss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Susan_Greenfield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Kennedy_Jones_(journalist)
（3）早期的新闻
它们并不可敬。我在故纸堆里翻找出来的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到十八世纪四十年代的最早期报纸往往看上去有些搞笑。这些报纸的尺寸都很小，大约只有十一英寸乘八英寸，而且只有一张纸两面印刷，或者两张纸四面印刷，极少情况下才用三张纸六面印刷。看一下1682年7月4日的《观察家报》吧，这份报纸今天依旧有着相对较高的知名度。这份报纸的全部版面都被一场虚构的对话占据了，对话双方是一位辉格党与一位托利党，内容涉及当时伦敦的民政事务。今天只有专门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才能看明白这份报纸究竟说了些什么，其他人只能看得一头雾水。这份报纸上没有一丁点算得上新闻的内容。1709年10月31日艾萨克.比克斯塔夫（1）的《闲话报》是一份单张两栏报纸，由“怀特巧克力馆出品”，上面绝大部分版面都被一篇政论占据了，文中将当时多位政治写手与不同种类的火炮进行了类比。看过这两份报纸以及当时的其他报纸之后，读者们难免感到这些报纸背后是一个人数寥寥、喜好争辩且高度政治化的伦敦人组成的小团体，这些报纸的读者都是政治专家，而他们的唇枪舌剑在外人看来很难理解。
但是人们对于真正新闻的胃口正在增长。约翰.安迪森早在1712年就写道“我的同胞的所有脾性当中最令我惊讶的就是他们对于新闻如饥似渴的欲求。”1718年8月30日的《每周综述报》开篇就是一份都柏林庭审纪实，受审的是一帮暴徒，他们袭击了一位举报“教皇派神父”的线人（这帮人遭到了罚款、监禁与鞭刑的惩处）。然后我们又有了很不错的国外新闻，尽管文章一开头兜了个大圈子，直到第三四段才切入正题。看起来西班牙舰队在西西里岛以东的锡拉库扎遭到了约翰.本格将军（2）的攻击，他击沉了九条敌舰，烧毁两条并俘虏了四条，另有十三条敌舰逃遁。接下来是写给西班牙公使的一封匿名信，落款是“一位英国大臣”，信中解释了攻击西班牙舰队的原因，很明显是为了“维护意大利的和平与中立”。但是西班牙公使根本不吃这一套。于是报纸接下来又刊登了一封来自西班牙公使方面措辞十分激烈的长信并且没有进行任何评论。接下来《每周综述报》就放下了这个故事，继续刊登了其他一系列新闻，这些新闻都没有大标题，也没有彼此分隔开来。肯特郡契塞赫斯特镇的教会就香火钱的问题发生了争执；马尔堡公爵从汤布里奇返回了家中；接下来是一条一句话新闻，今天任何一份小报都会将其当做头版头条：“我们得悉威尔士公主陛下已然有喜了。”接下来十三艘战舰正被派往西印度地区。哦对了还有，威尔斯某煽动闹事的神父遭到了判罚。再接下来是一则简短得十分值得称道的体育事故报道，“本月19日，爱德华.朗维尔爵士在布里斯托附近赛马会上不慎坠马并当场死亡。”一支西班牙小型舰队押运一千八百万枚金币来到了卡迪兹，另有一百零八名重罪犯被押赴新门监狱预备流放到西印度地区。波特兰女伯爵的姐妹迪克斯维尔夫人“在肯特郡自家座椅上逝世。”一艘小艇接到指令去荷兰迎接卡多根侯爵。优比诺的空气不太适合作曲家，“伪装者”圣乔治骑士约瑟夫.德布洛涅（3），因此他动身前往了迪弗利。西班牙人以伤亡一千人、损失两条单甲板帆船与一条驱逐舰的代价攻占了圣萨尔瓦多要塞。沙皇与瑞典国王之间签订的和平协议已经送达了罗斯托克。最后是一条国内新闻。“伤亡。泰晤士河溺水，四人；街头倒毙，一人；压死，一人；摔断腿，一人。”
让我们先喘口气再回头看看。对于《每周综述报》的读者来说军事与政治新闻显然最为重要。但这份报纸也照顾到了八卦并简要涉及了地方新闻。另一份远远更加有趣的报纸是六版制式的《原创周报》，这份伦敦报纸“由约翰.埃博比在布莱克福瑞尔的布莱德威尔桥附近出品”。在这里我们终于看到了某种类似于现当代新闻体裁的东西。在上周六发生了一起“十分少见且不寻常的事件……地点位于皮克迪利附近的阿伯马尔街。”“某放贷老人”正在家里数钱，这时：
“由于意外不慎从三层楼高处的自家窗户掉落了一个密封的口袋，内有五百几尼，猛烈砸中楼下一名路过木匠的头部。此人并未上楼索赔或查看坠物来源，而是在意识到袋中财物价值远超疗伤所需之后携天降之财溜之大吉。放贷老者对他大吼大叫但无济于事，因为天色尚早，街头寥寥无人。我们尚不知悉此人目前下落。”
这篇文章写得绘声绘色，很有新闻报道的感觉——以及一丝反犹主义的气味——但是其中的细节少得令人起疑，而且这个故事也未免有点太干净了。为什么没有姓名呢？挨砸的家伙怎么能猜到袋子里是什么？读者们难免会觉得这篇新闻压根儿就是埃博比先生在咖啡馆或酒馆里听来的段子。这份报纸上的其他几个故事在缺乏细节方面更是令人搓火。举例来说，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名诱拐犯在皇家交易所门前被擒，“据称他曾将多名年轻人强行贩卖至种植园。”什么？接下来就没有其他内容了。1717年7月6日的《原创周报》一开始很像《每周综述报》，先来了一大段国外新闻与军事新闻，接下来则是来自维也纳、巴黎、罗斯托克与海牙的政坛八卦。
随着十八世纪不断推进，报纸的尺寸也在逐渐增加并开始包括更多的当地新闻，尽管版式依旧是各种题材挤做一堆，没有大标题或任何明显的组织原则，而且严重偏向外交与政治新闻，无论看上去多么深奥难懂。地区报纸也不过是转发来自伦敦的国外新闻与政治新闻而已，尽管1745-1746年的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的确导致了大量地方性目击报道。但是从肯德尔到埃克塞特的报纸上满都是伦敦某教堂布道、伦敦火灾或者伦敦抢劫案之类的新闻。简而言之，这一切都有点杂乱无章。地方报纸惯于从头版开始向后安排材料，最早来自伦敦的消息排在最前面，之后的消息则向后排，直到印刷分派报纸的时候为止，因此最新消息往往只能占据最后一版的最后几行。无法供应新闻的报纸往往会央求读者原谅它们。十八世纪二十年代的《格洛斯特周报》就曾因为“目前新闻匮乏”而道歉并转而在报纸上刊登诗歌。
相比之下，当诸如1753年利兹暴乱或者1731年约克新建集会大厅正式启用之类正经地方新闻真的发生的时候，十八世纪的报纸往往能够给出相当完备且生动的描述。随着新闻市场的成长，直白的目击式报道也一并成长起来。有时这些报道的力度实在过于强烈，以致很难想象今天的报纸会对其进行刊登。从儿童遭受的残忍行径到施虐式的性犯罪，再到多名仆人受雇主胁迫不得不吃掉自己的排泄物的事件，此类可怖而详实的描述可谓层出不穷。人们很容易就能领会到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早期的英国是怎样一个暴力横行、无法无天且危机四伏的所在。1772年本.琼森在圣保罗教堂发表了一份长篇宣传册。他抱怨说一份典型的报纸“据说要是少了谋杀与抢劫、强奸与乱伦、兽交与鸡奸、渎神与悖理、煽动性信件与假冒伪劣，死刑决斗以及自杀，就毫无其他新闻可供刊登了。只有腐化至极无可救药的民族才会如饥似渴地追捧此类自甘下流的主题”今天我们并未改变多少。
这里有必要抽出一部分时间与空间来品味一下维多利亚时代到来之前新闻故事的发展风貌，因为今天我们许多关于新闻的看法似乎在当时就已经得到了固化与明确化。大多数报业历史都声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印花税的最终废除带来了一场新闻大革命。实际上报纸销量的确有了显著攀升，但是对新闻本身来说倒是并非如此。从十七世纪初以来，只要发生了情节精彩的重大事件且事后有目击者陈述，你就总能找到水平不俗的新闻报道。在为了写作本书而进行的研究活动中，我找到了一份1805年11月7日紧跟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出版的原版《泰晤士报》，战斗取得大捷与纳尔逊战死的消息铺满了整个头版并且向里延伸到了其他版面，而当时一般占据头版的都是广告。这篇新闻报道写得十分抓人，从好几封海军军官寄回伦敦的信件当中摘出目击叙述凑成了叙事角度，内页里还提供了许多来自船长与中下层军官的进一步叙述。十年之后的滑铁卢战役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第一条关于滑铁卢战役的新闻发表于1815年6月21日，将这条新闻带回英国的是“科切斯特的苏顿先生”，他的货船往返于埃塞克斯与奥斯坦德之间，得知胜利的消息之后他来不及装载货物就驾船赶回英格兰报喜。那一天这场战斗还没有名字。但是新闻故事写得非常好：
“现在惠灵顿亲自来到了战场上。波拿巴据说与叛军在一起。这是两位名将首次正面交锋……随后开始了最为血腥的大战。近卫团的胸甲骑兵向英军步兵发动了冲击，英军则结成坚实方阵接下了这一击。冲击造成了极大的杀伤。高贵的四十二团几乎完全被切成了碎片，绝大部分军官负伤，士兵只有八人幸存。但是该团的战损得到了充分的复仇。发动冲击的胸甲骑兵遭到了当场全歼。”
如此等等。这段充满兵戈之声的文字是第一流的新闻报道。这段新闻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