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两败丢全盘--对顾诚先生《南明史》结论的一些异议
前言：自己写着玩的，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版面放，只好放在这里暂存一下...
***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一书中提到，大顺政权的失败主因有三条：
1.未完成封建阶层蜕变2.没有及时团结士绅阶层，也没有及时停止“追赃助饷”3.没有认清满清（而不是南明）才是最主要的对手
关于这三条，先谈谈我的个人理解：
1.“未完成封建阶层蜕变”，是指大顺政权始终没有完成从“流寇军事集团”到封建王朝的身份转型，没有建立起稳定的赋税体系和官僚治理网络，军队的补给永远只能依靠掠夺式的“追赃”维持，根本不可能支撑长期的大规模战争消耗。
这里的两个关键点：
A.稳定的赋税体系，可以带来持续稳定的军队补给B.稳定成熟的官僚治理网络，可以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并对上一条产生长期的支持作用。
2.“没有及时团结士绅阶层，也没有及时停止“追赃助饷””，是指大顺政权始终将地主士绅阶层看作主要打击对象，忽视了这部分可以成为被团结的力量，树敌过多；同时，地主士绅阶层既可以提供物资补给和兵员补充，也可以作为成熟官僚治理网络的重要来源。 过度打击士绅阶层，损失是多方面的。
3.“没有认清满清（而不是南明）才是最主要的对手”，这一条是指当时存在的四个军事割据政权：山海关外的满清，位于南京的南明朝廷，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位于西南的张献忠大西政权。这四支军事力量中，满清的实力是最强大的。
大顺政权认为攻破北京、推翻明朝政权是首要目标，完全没有想到满清势力会大举入侵关内，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包括诸军分散、轻视吴三桂的投降可能等等）。
这三条总结，基本上也是当前史学界对大顺政权快速覆灭原因分析的主流观点。在这个分析结论里，政治基础失败是根本，军事失利是表象。
对此我有一些个人的不同观点，写出来供大家批驳。
窃以为大顺政权的失败，主因是军事失败，而不是政治失败；这也是我本文的标题：两场不应有的脆败（山海关一片石之战，潼关之战），是大顺政权失败的主因。
https://pic2.zhimg.com/80/v2-e69c077806157f9b605aae6b6c3c258d_1440w.webp
这是1644年山海关之战之前的势力分布图。注意这张原图不够准确，我用红色线条补充了缺失部分；当时陕西全境已经是大顺政权的稳固后方，远至甘肃一带都已经被大顺政权所统辖，与四川交界的汉中一带也属于李自成的地盘，与大西政权接壤。
但是，山西、河北属于大军刚刚占领，很不稳固；而山东大部分地区，大顺军并没有主力前往，只是传檄而定，也因此导致漕运并没有完全掌握在大顺军手中。
此时各方势力分析如下：
大顺政权攻破北京后，已经是民心所向；不但山东一带传檄而定，京城的诸多官僚也都纷纷投降；当时普遍认为大顺政权替代明朝政权是常见的王朝更替，文武百官们顺势归降也是顺应潮流。文官群可以成为治理网络和赋税体系的人力资源基本构成，诸多武将的归降显得更重要，其中以陈永福和姜瓖的投靠最为关键。
在李自成进北京的时候，大顺军分为五营二十二将，主要组成和核心精锐兵力以及所处地点为：
1.中营（御营），总兵力约6-7万，由李自成自己和两位权将军田见秀、刘宗敏总揽全军军务。注意此时田见秀因为资历更老为人忠厚威望高，排名在刘宗敏之前。
在此我追随顾诚先生的判断：李信（李岩）这个人物是不存在的。
御营一直跟随李自成从陕西西安出发，经由山西全境打到北京城下，并且御营也是出战山海关一片石大战的唯一主力部队。
2.左营，总兵力约3-4万，由制将军刘芳亮统领。崇祯十七年北伐时作为南路偏师单独行动，横扫豫北、畿南，攻克保定后驻防京南真定、保定一线。
3.右营，总兵力约3万，由制将军刘希尧统领。长期作为主力侧翼部队随李自成大兵团行动，西安建国后分兵驻防陕南、豫西的山地隘口，负责守护关中的东南方向门户。
4.前营，总兵力约3万，由制将军袁宗第统领。主要驻防湖广北部的荆州、襄阳一带，依托大顺最早建立的荆襄根据地，负责抵御南方明军的进攻，是大顺军南线的核心驻防力量。
5.后营，总兵力约3-4万，由制将军李过统领。作为全军的后卫和留守主力，长期驻防陕北的榆林、延安一线。
以上总结，大顺军总兵力约40万，其中核心野战精锐约15-20万，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南、荆襄等占领区。
满清：总兵力约10-12万，其中满蒙汉八旗精锐约7-8万，是当时机动性和野战能力最强的武装力量。
大西军：总兵力约15万，当时正处于张献忠入川的扩张阶段，主力集中在四川及陕南汉中一带。
南明（弘光政权）：总兵力约20万，部队以原明朝江北四镇的明军为主，部署在江南、江北的长江沿线防区。
战斗力最强是满清，八旗兵的野战战斗力为当时各方之首，骑兵突击能力和战术协同水平远高于其他势力，同时拥有相当规模的火器部队加持。
其次是大顺军，多年流动作战经验丰富，攻坚能力突出；部队总人数最多，但整体兵力分散在各地；机动兵力数量有限，而且较缺乏重型火器。
然后是大西军，长期在西南作战，山地作战经验丰富，但整体装备和大规模平原野战能力弱；
南明军队最不堪一击，基本上是一盘散沙；但这一批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人是可以被较好利用的。
以上是军事实力分析，还必须从政权的成熟度来分析：
满清政权的成熟度是最高的，不但具有组织度极强的八旗制度，而且军功赏赐也很丰厚；满清的高层统治者以多尔衮为首，战略思考和精明果断在当时都是最强的。
大顺政权新建立，组织成熟度完全依赖于李自成的个人魅力，以及多年作战核心团队的绝对忠诚度，文官系统幼稚且脆弱。
大西政权，基本上还是一个流寇队伍，谈不上什么组织成熟度。
南明政权当时还在激烈的内斗，在弘光帝上台后依然难有作为，史可法等人无论从谋略还是人格影响力乃至军事天分都远逊于上述三势力；之所以能够存活十几年，完全是因为上述三方无力他顾。
那么回到本文主题，李自成的失败是军事失败为主因，而非政治成熟度不足。
先借用本朝太祖一句话来镇楼：“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只要拥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一切都还有机会再来。
哪怕失去北京后继续流动作战，只要保留住这支军事力量，一切皆有可能。
一、关于没有建立根据地的失败论分析
此前诸多历史分析文章，批评大顺政权的失败是因为当了多年流寇，没有一个扎实的根据地，导致根基不稳无法抵御八旗军队的进攻。
对此我的反驳是：李自成不是不想建立根据地，而是来不及。
前期是因为打不过，只能到处跑；
崇祯四年（1631年）李自成起义，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称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在襄阳四府才算有了一个根据地；中间的十三年都是在流动作战，一旦停下来就会被明军打败。
这里展开多说一句：虽然明朝末年已经是一个腐朽不堪的政权，但其中央集权制度的优越性还在继续发挥；比如明末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军事围剿方略，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调度明军，把流动作战的农民军堵截包围并消灭，该计划初期曾取得一定成功。类似这样的集权制度优势，使得当时的农民起义军根本无法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
后期胜利时机来得太快，根本来不及建设。
多路农民军在中原大范围流动作战，彻底掏空了明朝的根基；因此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得以建立大顺政权，改西安为西京。
襄阳四府刚建设不到一年，陕西全境到手还几个月，都处于百废待兴的时候；此时北京犹如一颗熟透的果实，在枝头摇摇欲坠；诸位读者若能穿越过去，请问是否可以忍住不向北京进军的冲动呢？
进了北京，山海关一片石大败，后期发展就和历史上差不多了。
二、关于李自成进北京后军纪腐败导致败亡的结论
这个错误结论是最容易被推翻的。 李自成1631年起义，到1644年进北京之前一直是各家农民起义军里军纪最严明的，即使是明史里的记载也多处证明这一点。
再看如下时间表：
3月19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明朝覆灭。4月13日：李自成率大军东征山海关。4月22日：山海关一片石之战大败。4月29日：退回北京后在武英殿举行登基大典。4月30日：撤离北京西逃
李自成一共在北京待了不足一个月，还分成两段时间：3月19日-4月13日，4月29日-30日，短短20多天的时间就会让一支作战十多年军纪严明的部队迅速腐化以至于严重失去战斗力么？ 这是不可想象的，根本来不及。
那些关于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各种腐化的描写往往来自于明朝那些文人（后大多投降了清朝）的故意抹黑，不足采信。
但因为大顺政权占据时间过短，满清军队打着为明朝复仇的旗号快速进军，导致京畿河北陕西山东一带的地方统治势力快速降清；这是大顺地方政权统治脆弱的问题，和军纪无关。
三、关于顾诚先生所批评的第三条：“没有认清满清（而不是南明）才是最主要的对手” 这是个严重的军事错误
情报系统是军事实力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既然进军北京，山海关近在咫尺，关外的满清军队已经是明朝多年的心腹大患，对此视而不见是非常幼稚的战略失误。
1619年萨尔浒之战失败，当时明朝最精锐的军事力量在关外蒙受巨大损失；参战的明军士兵战败后不敢归还建制，而是沦为流民，在回乡的路上就成为最早的起义军，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返回了陕西甘肃一带；作为最早期的起义军成员，李自成不可能不和这些人打交道，也应该早就知道八旗军的战斗力在明军之上。
如果能够顺利招降吴三桂，让他的三万人能守住山海关，至少大顺政权可以获得几个月的喘息机会。
所以说这是个军事错误。
四、关于顾诚先生所批评的第二条：“没有及时团结士绅阶层，也没有及时停止“追赃助饷””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
A.大顺政权的赋税来源B.大顺政权的人才队伍培养
先说A，追赃助饷是获得赋税来源的快速手段，而且也能顺利获得民心；当时明朝已经战乱多年，即使立刻实施新的赋税制度，也难以快速解决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来源和粮食搜集困难，因此说追赃助饷本身在当时作为权宜之计是可行的。
那么因此得罪了士绅阶层的问题呢？对此我是这么看的，士绅阶层是应该被推翻的，只要团结大多数，也就是最底层的老百姓，就足以获取足够的兵员；剥离了士绅阶层的经济实力和家丁制度，他们就和底层百姓基本无异。在政权更迭的非常时期，声望本身就不如军事存在更有效，更何况士绅阶层是导致当时民怨沸腾的主因之一。换句话说，他有几个师？
同时，这也就顺带谈到了B问题：大顺政权的官僚体系人才补充。多数意见认为，应该以士绅阶层（包含明朝那些投降官员）为主要人才来源，快速补充大顺政权羸弱的文官系统。
在这一点上略有不同意见。我的核心观点是，宁可不要，也不能滥竽充数。因为大顺政权是一个建立在军事实力为核心基础上的新兴政权，文官系统的存在并不是当时排名第一位的首要需求。审核人才梯队的标准上应该要变得更严格，以免他们的组成基础被污染，要避免和刚刚灭亡的明朝朝廷变得雷同。
可以对比看待一下满清政权在吸收汉人投降官员时的态度和标准：他们往往会给予一个比较高的勋爵，换句话说就是荣誉称号；但是，如果具体能力不足或忠诚度不够，是不会轻易授予实权的。他们依然相信旗人才是最忠诚的团队组成部分，这就是满清政权初期战斗力和凝聚程度非常高的一个具体成功原因。大顺政权完全可以进行学习，以原来的起义军核心班底为骨干，辅助一部分清廉的、政治上开明的、道德上也相对较为坚守底线的底层官员，作为官吏来执行一些制度，但是不能让他们把持真正的实权。
对于那些已经投降的明朝官员，我的判断是：既然这一批官僚系统已经让明朝走向了末日，那么他们当中可以吸取，或者说值得提取的剩余价值也不会太多，最多只是一些制度的执行和官场上的工作经验。这些东西可以照搬就好了。他们不属于创新型的人才，而身上带着的很多弊端才更是需要警惕的。
五、关于顾诚先生所批评的第一条：“未完成封建阶层蜕变”
这个很深奥，我只能从侧面来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斗胆反驳一下。
假设这个解析是对的：“没有完成从“流寇军事集团”到封建王朝的身份转型，没有建立起稳定的赋税体系和官僚治理网络，军队的补给永远只能依靠掠夺式的“追赃”维持，根本不可能支撑长期的大规模战争消耗。”
流寇集团到封建王朝的转变当时已经开始，具体表现为在西安建立永昌年号的大顺政权，军事力量以提营首总二将军田见秀、刘宗敏为核心，文官系统以牛金星宋献策为骨干，并且已经开科取士。 只是时间不足，还没收到规模效益。
军队补给只能依靠掠夺式的追赃维持，其实短时间内也是可行的。且不说追赃助饷在北京搜刮出的七千万两白银（也有不少史学家对此存疑，但京城全天下最富庶是毫无疑问的）。 剩下的关键，就是粮食的长期稳定补给。 当时北京一带的粮食补给，主要依靠漕运，也就是大运河从南方运来的粮食。
也因此，牢牢抓住山东全境，甚至于可以派刘芳亮的左营部队尽快南下威胁南京，控制了漕运以及江苏一带粮食产区；袁宗第的前营尽快夺取湖广全境（明末排名首位的粮食产区），补给问题短时就可以得到缓解。
还是个军事问题，这又回到主题了。
行文至此，就可以说句大白话：只要保存住了这15-20万的精锐部队不散架，哪怕放弃了山海关，放弃了北京和河北，大顺政权也完全有机会和满清掰掰手腕。
都说军事是政治的延续，但短时间内决定胜负的，还是军事力量。
*** *** ***
https://pica.zhimg.com/80/v2-1c5b20928fbfc939a463e398158b4fa0_1440w.webp
这张图简要说明了大顺政权的败亡路线，1644年3月19日进京，4月13日出征山海关，4月22日战败，4月29日退回北京即位，第二天就撤回陕西。1644年12月潼关大战失败，李自成被迫放弃西安，率部退往湖北，1645年5月在湖北九宫山意外身亡。
前后总计才14个月的时间，一个欣欣向荣的大顺政权就走向了覆灭，这是个小概率事件，也是由于两场本不该有的军事大败导致的。
1.山海关一片石大战失败2.潼关之战失败
假如这两次战役没有失败，大顺政权还有足够的胜利机会。
以下逐个说明两次战役失败的原因，以及更好的可能性。
1.山海关一片石战役
https://pica.zhimg.com/80/v2-13c15d0e0b87b4aa3789113a9c4c47da_1440w.webp
先说最优选方案：开出优厚条件招降吴三桂，李自成本人不去山海关，派刘宗敏率3万精锐携唐通等部快速前往接手山海关防务，令位于河北诸地的刘芳亮所部（2万）快速集结到北京东南方向；同时传檄命令留守后方的李过部（3万）向北京西北方向集结。
假设刘宗敏部队在满清大军（7-8万人精锐）到达山海关前接手防务，可以抵挡住八旗军第一波攻势；山海关对关外防御是比较坚固的，而且此地留有吴三桂所部3万人，还有数十万关外迁来的军民都是有生力量，他们数十年来饱受建虏侵害，战斗意志还是可以利用的，这样大约坚持7-10天没问题，甚至长期坚守都有可能。
7-10天刘芳亮部队就已经到达北京周边，不必进城；此时假设满清军队依照多尔衮原来的设想，不走山海关，而是由喜峰口入关，刘宗敏部不必回援；北京城内李自成亲率3万人坚守，刘芳亮部（2万人）在侧袭扰，坚守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李过部就已经到达。
此时八旗军不但长途远征补给不足，而且孤军悬于北京坚城之下，周边还有同等数量的大顺军形成半包围之势，客军作战的危险莫过于此。 多尔衮只有一个选择，撤军。
大顺军不必追击，迅速派刘芳亮部进军山东，控制运河两岸，威慑并伺机招降南明江北四镇，北京一带的粮食补给可以暂时得到缓解；同时令李过部队沿张家口等地梯次展开护卫北京，袁宗第部进取湖广全境，从西面威胁南京。 贺锦、马科部威慑四川的张献忠，党守素部驻守河西走廊，田见秀部看好陕西老家，陕北一带的驻守交给过天星张天琳部。
待到湖广粮食可以稳定输送到北京一带，接下来就是先打南明还是先打张献忠的选择了，首选先打南明：富庶之地，军力最弱。
不必出关打满清，去了也打不过；但关外那地方粮食产量不足，固守长城一线待机即可。
如果吴三桂不降，也可以先用谈判拖住他，避免他过早降清；多拖个7-8天，即使山海关失守，刘芳亮部和李过部也赶到了，依托北京坚城和八旗军一战，胜负也未可知。
请注意：山海关之战，一片石之战，是两个概念。前者指的是大顺军击败吴三桂，险些夺取山海关的战斗，是攻城战；后者指的是八旗军快速赶到，在一片石地方击败大顺军的战斗，是野战。
李自成山海关一片石大战军事上的错误，主要在于：
1.前期优柔寡断，从北京出兵到山海关居然走了10天，早到3天足以击败吴三桂，并可以利用山海关坚城抵挡八旗军；
2.出兵所携带的军力不足，只去了6万人，用来击败吴三桂的3万人够了，但满清7-8万精锐赶到，力量对比瞬间逆转，大败不可避免；
3.李自成不该亲征，派遣大将刘宗敏前往即可，目的是夺取山海关，若不成就迟滞八旗军的进军速度；核心要义是加固北京城的防守，李自成应该亲自坐镇，并通知刘芳亮部、李过部尽快赶来。主战场是北京周边，不是山海关，这一点认识尤为重要。
刘宗敏部失败，也不必急于退回北京，而是四处袭扰八旗军侧翼，迟滞其进军速度，威胁其补给线；八旗军也不得不分兵把守山海关，主力到达北京城下的时候战斗力也会被削弱，重炮部队未必跟得上，北京的高大城墙仅靠弓箭是攻不下来的。
历史上大顺军仅有的数万精锐在一片石大战里损失惨重，导致对北京的防守也失去信心，草草放弃退回山西，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放弃了山西，导致陈永福部的忠勇战死（也因此失去了不少明朝降将的信心）。
这么幼稚的决策失误，不得不说是李自成军事能力孱弱、战略思考浅薄的重要论据。
*** *** ***
接下来再说说潼关之战
https://pica.zhimg.com/80/v2-e1a057e94faf88e53e039146c04e744e_1440w.webp
大顺军主力出北京后并未在山西坚守，而是一路败退回陕西。此时满清也犯了一个战略级别的大错误：他们认为李自成作为流寇已经不能构成重大威胁，于是分兵西南、东南两路：
1.西南方向，阿济格军（3万精锐）向陕北进攻榆林的李过高一功，阿山一部作为偏师经山西追击李自成，沿途攻取山西各城市；
2.东南这路是主力，多铎率4万核心精锐经山东、江苏进攻南京的南明政权。
由于大顺军主力退的太快，留守山西的原明朝降将陈永福部实力虚弱，即使坚守太原也抵挡不住阿山等部的进攻，晋南乃至潼关一线就开始受到了清军的威胁。 但要注意，阿山等部队据称还不到1万人，而且没有重炮部队无法攻坚。 如果李自成不要那么急于撤回西安，在山西沿同蒲线梯次防御，阻挡甚至击溃阿山部是完全有可能的。要知道同时期，李过高一功在陕北防守得很坚固，阿济格部一筹莫展，只能伺机绕过榆林。
历史上，榆林遭遇阿济格的围攻，李自成率20万大军准备北上救援，但出兵不远后就在陕西韩城一带停留了十几天。
因为此时发生了一个变数：怀庆之战
基于这一战，也不能说大顺军在撤退中完全无所作为。
李自成撤离北京后，刘芳亮部已经北上与之汇合，袁宗第将襄阳四府交给白旺统辖，自己带一部分兵力也北上支援。
1644年10月12日刘芳亮与袁宗第二人共同统领两万余精锐兵马从山西垣曲东下河南；清军在河南怀庆驻守的是总兵金玉和麾下的数千八旗汉军，加上卫辉总兵祖可法的援军，总兵力约万人。
大顺军发起攻势后，迅速连克济源、孟县，与金玉和部清军激战。清军金玉和、副将常鼎、参将陈国才全部阵亡，麾下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残余清军向北京的多尔衮紧急求援。
这是大顺军面对清军唯一一次重大胜利，更可惜的是，这只是大顺军一次局部战术胜利（李自成想打通陕西南部到河南一线，河南也是他本来认定的根据地），但在战略上带来了灭顶之灾。
多尔衮此时意识到大顺军的潜在战斗力还是很强悍的，于是急令原本准备南下进攻南明的多铎部八旗军掉头西进，驰援怀庆。大顺军闻讯主动撤围，退回山西境内。
此时，原本只需要抵挡北方一路阿济格的进攻，现在变成了要两面受敌：增加了来自东面的多铎军。
如果主动发起怀庆之战，就要考虑到清军可能会增兵，那么大顺军下一步的战略目的是什么呢？进取河南，还是退防陕西？ 如果是后者，那根本没必要发起怀庆之战，而是应该收缩兵力稳固潼关一线，同时及时援助李过才是。
此时李自成20万大军在韩城停留了10多天没有动作，就是在犹豫不决：究竟该继续北上援助李过高一功，还是掉头向东对付多铎。
这又是个最差的军事选择，像是个不成熟的孩子，做错了事情又不知道该如何弥补，原地徘徊等待。
假如，李自成听闻多铎从东面驰援怀庆，未来10天内可能逼近潼关；他应该立刻分兵5万回到西安加固城防，同时率15万大军3天内赶到潼关侧面，依托北侧黄河、南侧秦岭的天险布置防线，把多铎清军死死堵在潼关以东的狭窄通道里；同时命令刘芳亮、袁宗第率万余骑兵，袭扰多铎的补给线，至少让清军重炮部队不能快速到达潼关；或者至少要封锁黄河上几个渡口，不让清军顺利渡河。
没有重炮部队的多铎，总兵力不到大顺军的一半，想要攻破潼关是很艰难的。
待到击败多铎后，再去驰援榆林也来得及；史实上李过高一功防守榆林很成功，直到最后阿济格、多铎攻下了无人防守的西安，也没攻下榆林；后来李过高一功部是主动放弃了榆林，率军绕过西安前去追赶已经出逃的李自成，实力一直保存的不错。
多铎军队进逼潼关后，面对城墙厚重的关隘一直束手无策，清军重炮部队又过了将近20天才抵达潼关。
很多分析认为：清军重炮部队是决定潼关之战大顺军失败的根本因。
对于这个说法，我也是持不同意见的。重炮部队只是一个胜利条件之一，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科普一个名词：重力坝。
重力坝为由混凝土或石料修筑的，主要依靠坝体自重产生的抗滑力来满足自身稳定性要求。
换成大白话说，这个坝你把它击溃了，它原地垮塌下去，剩余的足有 3/4 或者 2/3 的坡度，也能形成足够的防守作用。
此前总有传言说，如果湾湾或者什么其他敌对势力使用导弹击溃三峡大坝的话，会给下游带来多么大的损失，这就是一个比较可笑的推理，因为三峡大坝它就是个重力坝，垮塌了也在原地。
我们说回潼关。明末潼关的城墙（东、西、北三面的夯土城墙高约16米，南侧及东南侧顺着山势削成垛口，最高处达到30多米，完全依托秦岭山势构建防御体系。），最主要的是比较厚，它的主体结构是由外部包的城砖，里边全部是黄土堆积。
换句话说，如果清军的重炮把外部的城砖击穿，潼关的城墙向下垮塌，就像一个重力坝一样，依然具备2/3甚至以上的坡度。此时清军用步兵强攻，大顺军依托垮塌下来的坝基，依然可以对清军实施非常有效的杀伤。
关于这一点，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当中详细描写李自成起义军在围攻开封的时候，使用重炮轰击开封城墙，甚至在开封城墙下挖孔洞堆积炸药炸塌城墙。虽然城墙垮塌下来但是起义军还是无法通过坝基攻入到城池范围内。
历史上大顺军为什么会在潼关之战失败呢？
虽然大顺军在潼关城外拼死抵抗，并多次出击清军失败，但清军一直未能攻下潼关。
失败的核心原因是李自成听说阿济格军已经绕过榆林，直接向西安进军。他担心西安受到阿济格的侵略，导致文武百官以及庞大的后勤家属人员都会损失；于是仓皇率领大军撤回西安，主动放弃了潼关，只留下马世耀部 7000 人左右留守。
马世耀看到李自成大军撤退，就投降了多铎。但投降之后，马世耀又反悔了，悄悄派人送信给李自成，请李自成率军回援他可以作为内应。送信的人被多铎军人抓住，泄露了机密，于是多铎借口出城打猎和举行宴会为名，将马世耀部调出城外，将马世耀部7000人全部屠杀。
潼关就这样轻易丢掉了。
丢掉了潼关，西安即将遭遇两路夹击也无险可守，只能放弃，于是李自成率部退出西安，向湖北襄阳一带逃跑。
https://pic1.zhimg.com/80/v2-e91b684e87931869461465e6708b98a4_1440w.webp
这次仓促的逃跑，让陕北榆林的李过高一功猝不及防；他们只能放弃榆林，向西南绕过西安退往汉中，然后再向东进入湖北，苦苦追赶李自成；等到他们追上，李自成已经死在湖北九宫山了。
在此亮明观点：清军重炮部队以及骑兵优势，确实要明显优于大顺军；但伟人说的对，决定战争的从来不是武器，而是人。更何况明末清初时期，火炮武器的优势代差并不足以成为绝对军事优势。
山海关一片石失败，是军事上的罕见幼稚错误；潼关大战的失败，又是军事上的罕见幼稚错误。
这两次幼稚错误的等级之低，概率之小，居然在半年内连续出现在李自成这个征战十余年的军事统帅身上，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对此比较合理的解释，只能说李自成的军事能力和战略定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 从西安建立国号到进军北京，胜利来得过快过早；山海关的脆败，瞬间摧毁了大顺军高层的军事信心，直接导致潼关阻击战的过早放弃，然后一系列的脆败；溃逃到武昌后，刘宗敏被杀、宋献策被俘、牛金星逃亡，李自成两个叔父以及其他家属被俘。
此时李自成已经方寸大乱，居然做出只带张鼐等20余骑兵亲自去探路的草率行为，突然死于地主武装之手（地主武装甚至都不知道杀死的是谁），这对于曾经是百万大军的统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不久后，张献忠也是同等原因，在四川西充清晨大雾中鲁莽地去亲自哨探，被清军游骑直接射杀。
他俩的猝死如此相似，每每看到这一段历史总是感觉到不可思议。
李自成死后，李过高一功率领的西路军追赶上来，与群龙无首的东路军汇合；此时大顺军还足有将近20万兵力，威慑到南明最大一支军事集团--左良玉部都要躲避到南京去。可惜李自成死后，大顺军群龙无首，彻底失去了翻盘的机会。
如果这两次战役没有失败，或者说山海关一片石不去打，再退一步说潼关之战坚守成功，那么大顺政权就至少能多1-2年时间休养生息，逐次展开建立官僚体系、巩固根据地、招降收拢明军残部，并借此训练骑兵并发展火炮部队，恢复生产以及实施赋税等措施。 那么在明末清初四方势力中，大顺政权依托陕西及西北，山西一半，河南部分，湖广全境，少部分四川..这些地盘人口钱粮，是可以与满清政权对峙的。
要知道在不久以后，清朝强制推行剃发令，导致各地反正的起义层出不穷。1645年清军攻破南京后，第二次强制推行剃发令，导致各地燃起抗清怒火。
江南地区：江阴、嘉定抗清起义后，不少此前已降清的明朝武官、地方士绅纷纷举兵反正，击杀清廷委派的地方官员，重新归附南明隆武政权。
江西地区：原降清的江西总兵金声桓，因剃发令推行后自身利益受损，于1648年举兵反正，控制江西大部分区域，归附永历政权。
广东地区：1648年，原降清的李成栋部因剃发令引发的军中汉人士兵强烈不满，举兵反正，将广东全省纳入南明永历政权控制范围。
山西地区：大同总兵姜瓖在剃发令高压下，于1649年举兵反正，山西全省几乎全部响应反清，一度震动清廷核心统治区域。
假如1645年八旗军率先进攻南明，南明会很快投降，但部分军队和地盘会就势落入大顺政权的手中。此时大顺政权就可以高举扶汉抗清的大旗，号召各地声援共举。
此时战争的性质就不一样了，从推翻明朝的反阶级压迫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
瓦尔特说的好：谁活着谁就能看得见。 只要保持军事存在，一切皆有可能。
因此个人以为，李自成的失败只是军事问题，暂时还达不到顾诚先生在《南明史》里批评那三个问题的高度。
后记：写这篇主要是为了理顺自己的思路，完全不敢有任何质疑顾诚先生的意思；先生的两部巨著《南明史》《明末农民战争史》高屋建瓴，我只是从一些细枝末节入手，做一点思辨整理的工作，借此能学习更多而已。
.
万水千山走遍 {:1_1:}{:1_1:}{:1_1:}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