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中国托派之前，要先放回历史
批判中国托派之前，要先放回历史——从B站推我的一组视频说起最近B站老给我推批判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的视频。有些做得很认真，也有些一看就是年轻人做的，有些甚至主动自承是中学生的手笔。
年轻人愿意去碰这种离日常生活很远的政治思想史，这当然不算坏事。让我觉得可惜的是一种很常见的讲法：先把结论定好，把托洛茨基主义压缩成几个关键词，再去中国托派人物的文章里找材料来印证。于是“不断革命”“反斯大林”“反对农村革命”“抗战失败主义”“取消派”几个标签一拼，一个从理论到实践都错得彻底、内部还铁板一块的“中国托派”就造出来了。
问题不一定先出在结论，而出在方法。
如果一个历史对象已经被预先判为错误，那所谓研究就很容易变成在史料里捡句子来证明它错。人物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做那种选择，理论为什么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会有吸引力，同一个人为什么十年里会改变看法，同样自称托洛茨基主义的人为什么会在大问题上得出相反结论——这些真正能解释历史的问题，反而都没了。
我对这种讲法格外敏感，有个偶然原因。之前写郑超麟时，为了搞懂这个人，我把中国托派从1920年代末到抗战的思想脉络细细捋了一遍。越往里走越发现，后来被叫做“中国托派”的那群人，根本不像标签里那么整齐。陈独秀、彭述之、刘仁静、郑超麟、王凡西，不管是革命经历、理论来路、性格还是具体主张，差别都很大。1931年的“统一”也是四个吵了很久的小团体勉强凑起来的，南京的党史资料干脆说“组织并未真统一”。
所以我把这段历史从头又翻了一遍。翻完得到的看法，反而跟很多简单的“批托”视频不太一样：
真正能解释中国托派、也能真正批判中国托派的起点，不是托洛茨基，是1927年。
中国托派首先不是外国理论的复制品，而是大革命惨败之后，一批革命者在追问“为什么失败”时慢慢聚起来的反对者联盟。托洛茨基主义给了他们一套很有解释力的语言，但从来没把他们变成认识完全一致的共同体。
把这一点想明白，很多后来显得离奇甚至荒诞的错位，才说得通。
托洛茨基没有制造中国托派，是1927年的失败制造了去找托洛茨基的人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碰上成立以来第一次总体性危机。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翻脸，城市工人运动被狠狠镇压。接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各地武装行动又接连受挫。按官方党史的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遇害，党员人数从高潮时的近六万一下子跌到一万多人。
问题不只是“革命失败了”，更要命的是两个追问：为什么失败？失败以后怎么办？
从1927到1931年，后来被分开讲的人和路线，其实都可以放回这个问题里看。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时期强调武装暴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关于革命高潮是否还在的争论没停；1930年李立三路线又把中心城市暴动和“全国高潮马上到来”的判断推到极端。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进入最高领导层，用更“布尔什维克化”、更合乎共产国际正统的面貌批判前面的路线；同时，罗章龙等人因对中央改组和领导权强烈不满，另立“中央非常委员会”，搞出所谓“第二中央”。
这些人当然不能混为一谈。
罗章龙不是托派，王明更不是。但站在1927—1931年的截面上看，他们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到底怎么解释1927年的失败？
而另一种回答，正在井冈山形成。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打城市受挫后，把队伍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慢慢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政权拧在一起。后来被叫做“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是从哪本经典里完整推导出来的，是一次次失败、调查、再实践里长出来的。
把这些道路并排放，1927年以后的革命史就是一场“答案竞争”：
有人觉得问题是革命还不够坚决，得继续暴动；有人觉得是党不够合乎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得更布尔什维克化；有人把危机转成组织和领导权的争夺；有人干脆离开城市模板，去农村找一条没人走过的新路；陈独秀则开始追问，共产国际本身是不是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错误判断。
托洛茨基主义就是在这个口子上进来的。
这也是最容易把陈独秀简单化的地方。
他不是本来信一套理论、后来“改宗”托派的知识分子。他是1927年失败时的中共最高负责人，失败过程的亲历者和责任人。1929年《告全党同志书》里，他没否认自己的错误，明确承认执行过错误政策；但同时他不接受“失败主要怪陈独秀个人右倾”的说法，转而认为共产国际对国共关系、革命阶段和策略的指导本身有根本问题。
恰好这时，留苏回来的人把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带回国内。
彭述之回忆，看到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失败和随后盲动主义的分析，觉得跟自己亲历的事实高度吻合，就拿给陈独秀看，陈很快表示认同。不管后来彭述之和郑超麟在回忆里怎么互怼，这一点在不同材料里大体一致：托洛茨基的理论能迅速吸引陈独秀这批人，不是因为理论有什么神秘感染力，而是它回答了他们在失败中已经产生的问题。
所以陈独秀和托洛茨基的关系得倒过来看。
不是陈独秀先信托洛茨基，再用中国历史去证明托洛茨基对；而是陈独秀先经历了一场失败，在失败里生出一堆疑问，然后发现托洛茨基已经把这些疑问用一套完整理论说出来了。
先有经验，后有理论印证。
这点很关键，也解释了陈独秀后来为什么会不断跟中国托派闹分歧。对陈独秀来说，托洛茨基主义首先是解释中国经验的工具；对后来更典型的托派理论家来说，它慢慢变成一套要保持内在一致的世界观。两种人和理论的关系，本来就不一样。
刘仁静的角色也该重新看。1929年他直接去拜访了流亡中的托洛茨基，把材料和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信息带回国；留苏学生组成“我们的话派”，陈独秀、彭述之等搞“无产者社”，刘仁静等搞“十月社”，后面还有“战斗社”。到1931年5月，在托洛茨基一再要求几个小组织统一后，四派才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参加统一大会的代表来自四个不同小组，之前已经吵过很多轮。
这就说明，所谓“中国托派”，从一开始就不是思想高度同质的组织。
它更像是1927年失败后，以反对斯大林—共产国际现行路线为最大公约数拼起来的政治联盟。
与其说它是完整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不如说它是：失败反思中聚起来的反对者联盟。
这个定义，比后来任何政治标签都更能解释它的命运。
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第一次把这种内在差异暴露出来。
当时中共中央强调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提出“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动员。陈独秀有异议，但不是简单站在民族主义一边反苏联。他在1929年8月11日给中央的信里反复说，拥护苏联作为原则没错，问题是不能假定中国群众已经有了共产党员那样的国际主义觉悟。只告诉他们“苏联必须保卫”，却说不清这为什么符合中国人自己的利益，那正确原则就落不了地。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信的开头就批评“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理论简单化，强调要随时间、空间和具体条件来运用理论。
托洛茨基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反而更坚定地站在“保卫苏联”一边。
他的逻辑不是维护斯大林政府，而是认为苏联仍承载着十月革命的社会成果，所以即便反对斯大林官僚体系，在外部军事冲突中仍要保卫苏维埃国家。
于是有了中国托派史上的第一次重要错位：陈独秀刚因托洛茨基对中国失败的解释而走近托派，马上就在一个现实问题上表现出比托洛茨基更强的“中国问题意识”。
他提的其实是后来会反复出现的问题：理论原则可以是国际性的，但政治行动必须落在具体社会里。一个进不到本国人民真实经验里的正确理论，在政治上可能什么也做不成。
从这个角度看，中东路争论甚至可以算作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一次很早、还不成熟的预演。当然不能因此就把陈独秀说成后来成熟理论的先驱，但他碰到的确实是同一个方法论难题：普遍理论怎样才能变成中国自己的政治实践？
而这恰恰是中国托派始终没解决的问题。
它不是没有正面纲领。
1931年《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写得相当完整：明确判定1927年革命已经失败，反对继续假定革命高潮存在，提出在过渡时期重新联系群众，并列出民主权利、工人运动、土地、国民会议等具体要求。文件甚至明说，左派反对派必须“正确地估计现时的形势”，重新与群众发生联系。
所以把中国托派说成只会唱反调、毫无正面政策，并不符合史实。
真正的问题更深：它有理论、有纲领、有批判，却始终没找到一种能把这些东西转成稳定群众组织和持续政治实践的机制。
这才是该从根上批判的地方。
苏联托派和中国托派的差别，也在这里。
托洛茨基领导的苏联左翼反对派生在十月革命之后。核心成员打过革命、内战、建过红军和苏维埃国家，所以他们批判斯大林的同时，也能在工业化、农业、计划经济、工人民主、党内制度、国际战略等问题上提出相对系统的替代方案。它是革命胜利后的政治共同体内部裂变出来的。
中国托派却生在失败之后。
陈独秀、彭述之有中共最高层的领导经验；刘仁静是理论和国际联系的传导者；郑超麟、王凡西慢慢成为更典型的理论型人物；一批留苏学生把苏联党内斗争的经验直接带回国内。他们能因共同反对共产国际现行路线站到一起，却没有共同治理过一个革命政权，也没有通过共同实践形成一套被所有人反复验证的经验。
所以两者虽然都叫“托派”，组织社会学上完全不同：苏联托派是实践共同体分裂后形成的反对派；中国托派是失败后由不同反思者拼起来的反对派。
前者先有一个共同的过去，再发生路线分裂；后者先有一个共同反对的对象，再试图建立共同的未来。
方向看似相近，实则差得很远。
未完待续
真正值得批判的，不在于中国托派“说错了什么”，而是为什么越来越用理论代替现实
中国托派最值得研究的一段，其实应该是抗战。
因为1937年以后的争论，几乎把1929年就存在的问题完整重演了一遍。
托洛茨基本人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其实很明确。他强调不能把所有战争都当帝国主义战争一视同仁，必须区分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边是民族解放战争；即使是蒋介石领导政府，革命者也该参加抗击日本的战争，同时保持政治独立。
这点特别要强调，因为今天一些简单的“批托”叙述，容易把托洛茨基本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战争立场混成一团。
事实恰好相反。
到1941年前后，中国托派内部发生尖锐分裂。
郑超麟在《一个乡下人的抗议》里提出，1937年起初可以把中日战争理解为日本侵略半殖民地中国的战争，但随着欧战扩大、美国深度介入远东，中国已被卷进整个二战；如果中日战争已成为英美与日本两大帝国主义阵营战争的一部分，原来的战争性质还能不能维持不变？
王凡西等人后来把这个判断又往前推了一步。
这就是后来所谓“国际主义派”或少数派的理论基础。
单看逻辑，并非毫无根据。甚至很符合典型的托派思维：不能因为战争名字没变就认定性质永远不变，得重新分析阶级关系、国际关系和帝国主义结构。
问题恰恰在这里：理论逻辑可以越来越精密，现实政治却可能离它越来越远。
对1941年的普通中国人来说，不管蒋介石政府是否拿美国援助，不管太平洋战争是否要爆发，日军占领大片国土是最直接的事实。重庆政府有阶级局限，英美当然也有帝国主义利益，但这不会自动取消日本侵华与中国抵抗之间的基本不对称。
如果理论推演最后得出一个普通中国人从现实经验里无法理解的结论，那问题就不只是“群众觉悟不够”，可能是理论的观察尺度本身出了问题。
更富戏剧性的是，托洛茨基本人生前关于中日战争的明确主张，其实更接近后来的彭述之多数派，而不是郑超麟、王凡西少数派。
所以少数派也不能简单说成“最忠于托洛茨基原话”的人。
他们坚持的是另一种正统：托洛茨基真正重要的不是1937年的某个具体结论，而是分析战争性质的方法；既然世界条件变了，真正忠于托洛茨基就该改变结论。
于是出现一个典型的思想史悖论：
多数派可以说，托洛茨基明明支持中国抗战，我们坚持抗战才是忠于托洛茨基；
少数派也可以说，把托洛茨基过去的结论当永恒教条才是不忠于托洛茨基，我们坚持的是他的方法。
双方都能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托派”。
这就是为什么把“中国托派主张什么”写成单选题，本身就是错的。
1940年托洛茨基被暗杀后，这个问题更严重。
他去世时太平洋战争还没爆发，德国也还没进攻苏联，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对1941年以后中国抗战与世界战争合流的新局势做最终判断。失去权威理论中心后，不同托派组织只能去争“如果托洛茨基还活着会怎么分析”的解释权。
1942年的正式分裂，因此不只是几个人性格不合，更是一个高度依赖理论权威来维系身份的政治共同体，在失去最终裁判者后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这时再看陈独秀，就很有意思。
抗战开始后，他跟上海托派组织的距离越来越大，但简单写成“陈独秀终于醒悟、脱离托派”也不准确。关于他1937年后跟第四国际的关系延续到哪一步，学界和托派内部材料至今有争议。2009年《The China Quarterly》的一篇研究就指出，陈独秀跟托洛茨基晚期的关系比过去讲的复杂；第四国际后来公布的材料也认为，陈在组织上虽跟上海支部严重冲突，却一度仍把自己视为国际运动的一员。
但思想上的距离越来越大，则没什么疑问。
1938年那封写给托洛茨基的信尤其尖锐。陈独秀批评中国托派内部长期有种“极左”倾向：有人认为民主革命任务已经完结，有人认为民族民主任务只是资产阶级的事，有人认为任何跟其他政治力量一起反帝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结果是，嘴上说参加抗战，现实中却不断攻击共产党和国民党，以至于普通群众根本看不到托派的抗日行动，只看到他们在不断反对别人。
这又回到了1929年的那个问题。
中东路时，陈独秀问：国际主义原则怎么才能进入中国群众的民族经验？
十年后，他其实又在问：如果一种革命理论无法正面回应一个民族正在遭受的现实侵略，那它到底还算不算现实政治，还是只剩理论身份？
两问之间，有一条很清晰的思想线索。
到1940年《我的根本意见》，陈独秀甚至突破了传统托洛茨基主义的边界。他不只批评斯大林，也开始检讨布尔什维克理论本身，尤其强调反对党、言论、出版、结社等民主权利对防止官僚化的重要性。他明确反对把革命形势靠理论来宣布，也反对简单相信“越穷越革命”。
这也让我越来越难把陈独秀单纯理解为“中国托派领袖”。
他确实是中国托派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1931年的统一纲领就是他起草的，否认这点同样是篡改历史。
但他身上始终有托派组织难以消化的东西：当理论跟自己的现实经验严重冲突时，他愿意回头审查理论。
郑超麟和王凡西则越来越呈现另一种思想人格。
说他们“书呆子”，如果只是讽刺，并不公平。郑超麟理论能力很强，王凡西的回忆和政论也绝非低水平。近年出版的郑超麟文集和关于三代中国托派的大型史料集，正说明这些人物今天仍有思想史价值。
真正的问题，是他们越来越把保持理论体系的逻辑一致性看得极重。
这种人对思想传统当然重要。没有他们，任何理论都很容易被现实主义稀释。
但危险也很明显：如果理论一致性成了最高标准，现实就不再是检验理论的东西，而慢慢变成被理论解释的材料。
这才是中国托派真正值得批判的根。
而不是简单说“他们反对农村革命，所以错”“他们反对抗战，所以错”“他们反对斯大林，所以错”。
这种批判太容易了。
因为它把结论拿回历史，再要求历史人物按我们已知的结局去答题。
真正难的问题是：为什么一批受过严格马克思主义训练、经历过革命、理论水平并不低的人，会在自己的推演里离中国革命实际越来越远？
我的看法是，这跟中国托派的出生方式有关。
它生在失败里。
失败先制造批判意识。人会问谁错了、哪里错了、为什么错了。托洛茨基主义恰好提供了非常锋利的失败解释工具，于是这些人能很有力地指出共产国际和中共过去路线的问题。
但能解释失败，不等于自动会创造新实践。
批判能力和建构能力，不是同一种能力。
中国托派真正的困境就在这里。
它不是没有纲领，而是始终没形成一种能让纲领不断进入现实、接受检验、改变组织、再反馈回理论的实践回路。
相比之下，1927年后另一条道路的关键，恰在实践方式上。
井冈山道路也不是一开始就有完整理论。它不断失败、不断调查、不断修改。在城市待不住，就去找农村空间；光靠军事行动不够，就把土地革命、基层政权和军队组织拧在一起；根据地怎么发展、农民怎么动员、党和军队怎么组织，都是在实践中慢慢长出来的。官方党史对这一过程的概括本身就强调，这是在不能照搬俄国道路之后，从中国具体实际里逐渐摸索出来的。
所以，如果一定要把1927年后的路线分歧往深处说，真正竞争的甚至不只是“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三个理论体系。
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生产方式。
一种是：国际理论已经提供了高度成熟的分析框架，中国现实先得被放进框架里，再推导出正确路线。
另一种则慢慢变成：现有理论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就必须从调查、失败和具体实践里重新长出答案，再回头修改对理论的理解。
后者最终长成后来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从这个角度回看，中东路事件就很有意思。1929年的陈独秀其实已经隐约摸到这个问题，只不过他没找到后来那套新的实践形式。他知道机械喊口号不行，知道国际主义得能解释中国群众的现实利益，却仍主要在城市无产阶级政治和国际革命理论里找答案。
这也能解释中国托派最深的悲剧：他们可能比很多人更早、更敏锐地看到了旧道路的问题，却没找到能替代旧道路的新路。
到1949年，这种差异已不再是理论争论。
中国托派还在，有党纲、刊物、国际组织和对中国革命的解释。1948年前后彭述之领导的多数派改组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少数派也继续独立活动；1952年大陆托派组织遭大规模打击，此后郑超麟等长期被监禁，王凡西、彭述之等在香港和海外继续活动，第四国际及其后继派别中的中国托派历史又延续了几十年。近年研究甚至已系统整理1949年后中国、香港和海外三代托派的活动。
但从中国政治史而非组织史看，中国托派真正的失败早于1952年。
因为到1949年，它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1927年失败后，中国革命到底怎么继续），已经被另一套实践回答了。
共产党建立了根据地，有了军队，搞了土地革命，打过抗战和内战，建立起能覆盖巨大人口的政治组织体系，最后建立新国家。
托派仍可以讨论这场革命是否符合经典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定义，也可以继续批评新政权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摆在那里：一边还在解释革命，一边已经完成了一场革命。
这才是对中国托派最深刻的历史判决。
它比一句“托派路线就是错的”有价值得多。
回到开头那些B站视频，我真正觉得可惜的也在这里。
一个中学生去批判托洛茨基主义，本身并不可笑。相反，十几岁的年轻人愿意去读这些东西，远比对历史毫无兴趣值得鼓励。真正要警惕的是一种跟年龄无关的思维方式：
先把结论继承下来，再去找论据；先把敌我划好，再去理解历史；先给人贴上“派”，再决定他说的话值不值得看。
这种方法最后练出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能力，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自己曾经反复批判的教条主义。
历史不是选择题。
郑超麟不是因为写过《一个乡下人的抗议》，就能被压成“抗战失败主义者”；
陈独秀也不是因为1929年加入左派反对派，就能把之后二十年的思想全塞进“托派分子”四个字；
彭述之支持抗战，不能证明他因此“不够托派”；
王凡西后来坚持国际主义路线，也不能简单证明他“比别人更忠于托洛茨基”。
而恰恰是这些互相矛盾的事实，才拼成真正的历史。
所以我写这篇也不是为托派翻案。
相反，如果真要批判中国托派，就该比那些视频批得更深。
不能只问它哪句话错了，要问它为什么会产生。
不能只证明它某次路线判断失败，要解释为什么同一种组织结构会反复产出类似判断。
不能只说它脱离群众，要追问一个以革命为目标的组织，为什么会慢慢陷入理论越来越复杂、政治空间却越来越窄的困境。
顺着这条线挖下去，中国托派的问题才显现出来：
它生于失败。
失败让一批革命者开始反思既有路线；反思让他们需要新的理论解释；托洛茨基主义给了这种解释；共同反对斯大林—共产国际路线，又让不同来路的人暂时聚成一个共同体。
但是，一个因共同反对而聚起的共同体，和一个因共同实践而长成的共同体，不是同一种东西。
共同反对能很快造出身份，却很难自动长出新实践。
于是，当现实不断变化，维系共同体最省事的办法就越来越可能是维护理论边界：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谁背叛了托洛茨基，谁是机会主义，谁是极左，谁才代表第四国际的正确路线。
反对本来是为了改变现实。
但在一个缺少足够实践反馈的政治组织里，反对也可能慢慢变成证明自身存在的方式。
这就是此前讨论时那句话的真正含义：他们主观上从没想取消革命，客观上却可能慢慢取消了政治。
不是取消理想，不是取消理论，也不是取消斗争意志。
而是把现实政治里最难的那部分——组织群众、处理复杂利益、承担不完美的联盟、根据失败修改自己、最终创造一种此前不存在的新实践——慢慢让位给了理论上的正确。
这种失败，比一句“托派是错误路线”深刻得多。
而重新理解这段历史真正有意义的地方，也恰在这里。
中国托派留给我们的，不主要是一套今天还要争输赢的政治纲领。
它留下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一个以批判既有秩序起家的思想运动，怎么才能避免最后把“反对”本身变成身份？
还有一个更难的问题：理论到底是用来给现实判卷的，还是必须不断接受现实的判卷？
1929年的中东路争论提出了这个问题。
1941年的抗战性质争论又提出一次。
陈独秀晚年从批判斯大林主义走向反思布尔什维克制度，也仍在追问这个问题。
而中国革命后来真正给出的答案，不是通过哪次理论辩论赢来的。
它是在漫长失败、调查、修正和实践里一点点做出来的。
所以看完那些“批托”视频后，我反而觉得，如果真想从这段历史里得到点什么，最不该做的，就是再把它压成几个标签。
因为真正值得批判的，从来不是一个已被历史判负的名字。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一种人类至今仍会反复掉进去的思想困境：我们常常能很聪明地解释别人为什么错，却远比自己以为的更难找到一个真正能做成的答案。
这才是中国托派这段失败史最值得回望的地方。
全文完 xiejin77 发表于 2026-8-27 18:16
真正值得批判的，不在于中国托派“说错了什么”，而是为什么越来越用理论代替现实
精彩！！！
托派，俺没有啥研究。。。仅仅探讨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托派的问题是出生失败，可能比较宽泛了。中国正统布尔什维克和毛泽东思想，其实在412以后，也同样处于大革命失败的阴霾中。但是这两者，和托派的差别是继续用行动探索革命成功的可能性。所以，托派的问题不是生于失败，而是面对失败放弃实践的探索。
多说一句，中国正统布尔什维克和毛泽东思想的差别是，李德王明企图用外国的革命理论和经验拯救中国革命，而主席则转向现实成功道路来寻求革命成功的切入点。最后证明主席道路是成功的。
赫然 发表于 2026-8-28 08:49
精彩！！！
托派，俺没有啥研究。。。仅仅探讨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托派的问题是出生失败，可能比较宽泛了 ...
赫然老师所言颇有道理。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是凭着一口气写完的，所以论证不严谨。强调中国托派出身于失败，只是为了拿他和原生的托派比较。如果和其他中国革命的实践者来说，更完整的应该是中国托派是出身于失败的书呆子联盟。这个气质非常明显。不那么书呆子的刘仁静和梁干乔都去国党谋了差事，剩下来的就是王凡西，郑超麟和尹宽之类的书生气十足的人物。
但王明的问题要复杂很多，他后来出的回忆录里暴露出来了他肯定不只是企图用外国的革命理论和经验拯救中国革命这么简单的。
说句不那么政治正确的话，当年解放前在渣滓洞里修的红旗，就是一对托派分子给的被面。对于基层的革命者来说，共产主义信仰在托派与我党之间差异没有那么大，可能只是看启蒙者是谁。而且郑超麟，王凡西之类的书生私德都还很不错，认知层面也远远超过进步群众；在这个基础上也许很难说托派的基层有多少自主选择的能力。
顺便说一句，我之前在坛子里写过郑超麟，这个死硬托派五十多岁学写诗，质量还很不错。
原帖 xiejin77 发表于 2026-8-27 20:17
赫然老师所言颇有道理。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是凭着一口气写完的，所以论证不严谨。强调中国托派出身于 ...
从这个角度而言， 有道理的。。。托洛斯基本身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政治经济军事，都是相当长时间的一把手。而且他的演讲能力惊人。他的实践能力不是相对脱离实际的中国托派可以比的。
不知道中国托派后来有没有搞过武装斗争。在解放的时候，很多第三力量都搞过武装斗争，打击国民党。这笔乱账，谢老师回头可以写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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