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您指的联产承包推广力度的定量数据，是想看看不同年份推广的覆盖面和粮食产量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定量资料比较少，我摘一些书里的说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总的说法，前期是包产到户，后期是包干到户（大包干），包产到户是初期形式，生产队分配任务，完成“包产”后剩余归农户；而包干到户（大包干）是更成熟的阶段，农户自主承包，上交“包干”部分后，剩余全部归自己，集体减少干预，更强调农户自主权。能找到的资料里面，经常这三个词又混着用 ，并且不同的书里数据也都不一样，只能大概齐泛泛地看一下。
林毅夫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做博士论文时，研究的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又是经济学家。他的书相对可靠一些。
《解读中国经济》（林毅夫），第六讲 农村改革及相关问题：
这一制度安排不是任何政府领导人设计出来的，而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自发进行的制度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小岗村取得了成功之后，在1979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允许当时农村最贫困的“三靠队”从1980年开始首先实行“大包干”的决议。结果在1980年年底进行清算时，发现全国有14%的生产队采用了“大包干”的形式，超过了当时估计的全国10%的“三靠队”数量。但是不管这些生产队原来的生产情况如何，在采取了包干到户的这一年内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从1981年开始政府将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推广到全国，在当年年底实行的生产队就达到了45%，第二年提高到80%，到1984年全国农村99%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表6.2所示，从1978—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出现到全面推广的几年间，农业增长速度由原来的2.9%提高到7.7%，快了两倍多，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也比以前快了一倍。同时，因为从70年代开始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由原来的2%下降到1.3%，这就意味着人均粮食的增长速度还要更快，打下了后来中国粮食生产“丰年有余基本自足”的基础。总之，在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业的发展绩效确实大大提高了，但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问题，却在80年代引发了很大的争论。
。。。。。。。。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通过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也可以看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的作用。从1978年到1984年，以总增长为基数100进行计算，各种投入要素的增加（如土地、化肥、机械化、劳动人口等）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46，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制度变迁）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47，无法解释的剩余为7。7年内农业增长了42%，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贡献大约为20%。但是，与技术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不同，制度变迁带来的产出增长是一次性的。
（这是我在书里看到的最接近定量分析的说法了）
基本上你俩聊的这个话题，第六讲和附录一《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里面大部分都涵盖了。Z-library上有这本书，有兴趣可以翻翻。 saltlaker 发表于 2026-1-3 12:38
谢谢贴文介绍。78后农村生活确实变化非常大，直到90年代初可以说是感觉最有希望的一段时间了。但在讨论粮 ...
“责任制开始于 1979 年，1980-1981 年间逐渐扩展到各省，1982-1983 年间这个进程加速了。到 1984 年，约 98%的农户实行了责任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联产承包推广进度的定量数据
马立诚的《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一书中还有一些数据：
杜老的智慧，在1980年的高层争论中初试锋芒。
这一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农业问题，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是跟着毛泽东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结果围绕包产到户发生了激烈争执。只有任仲夷、周惠、池必卿等少数地方领导人支持包产到户。
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老受命在会上就包产到户作个报告。杜老机智地选择了一个双方都能认同的结合点来谈。这就是，包产到户对急需解决温饱的极端贫困地区能够发挥作用。这就缓解了对立情绪，因为解决极端贫困问题是困扰各地领导人最头疼的事。
杜老后来对我提到这个会议的时候告诉我，他在讲话中引用了很多实际调查材料，说服了大部分与会者。
在会议进行中，杜老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巧妙地斟酌文件措词，最终通过了著名的1980年7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文件指出，对贫困地区来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必要措施。
这个文件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向前走了一步。这个改革离今天已经遥远，但它在当时中国农村产生了较大的思想冲击。
1980年是个中等年成，年终统计产量，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不增不减，包产到组的增产10%-20%，包产到户的增产30%-40%。
1980年春夏之交，万里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代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业工作。这一年下半年，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陈永贵被免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在胡耀邦和万里等人大力支持下，1981年春末，杜老组织17个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32%。
在广泛调研和深入讨论的基础上，杜老开始带领农研室干部起草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这就是中共中央在1982年元旦这一天发布的1982年1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后来也称为农村改革的第一个1号文件。文件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个文件比1980年75号文件又大大前进一步，从而结束了围绕包产到户长达30多年的激烈争论。包产到户从此成为中央决策。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第二个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文件要求继续完善和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政社分开，改革人民公社体制。
文件要求搞活农村工商业，放宽农村流通领域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农民完成统购统派任务后的产品，私人也可以经营买卖，可以进城，可以出县、出省。允许农民个人或合伙进行长途贩运。允许农民个人购买农业机械。对农村工商个体户的政策，参照城镇个体经济的政策执行。农村的基础设施，也可以由农民个人或合股兴办，实行有偿使用。
1984年1月1日，发布第三个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宣布了一个农民极为关切的内容：“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和开发性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农民说这是中央给我们吃了定心丸。文件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允许农民资金自由流动，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放宽农村雇工政策。对于雇工超过规定人数的，“可以不按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文件要求制止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民进入城镇务工，改变“八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这是鼓励农民脱离耕地进城当“农民工”的最早的文件。以上两个文件发布之后，温州纠正了当初压制农民搞私营经济的做法，给“八大王”恢复了名誉，称赞“八大王”是发展商品经济和搞活流通的能人。
1985年1月1日发布了第四个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1．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任何单位都不得向农民下达指令性计划。2．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3．进一步放宽山区、林区政策。4．积极兴办交通事业。5．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6．鼓励技术转让和人才流动。7．放活农村金融政策。8．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9．进一步扩大城乡经济交往，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指导。10．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10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标志着农村经济进入商品经济发展新阶段。
1986年1月1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这是第五个1号文件。1985年，农产品产量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了，一些人对农村改革产生了质疑。针对这种情况，文件强调了要坚持改革，依靠改革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文件重申要以农业为基础，提出了增加农业投资和水利投资，提高和改善农业技术，加强服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五个1号文件可圈可点，总的方向，是一步步消除“左”的束缚，解放农民和农村生产力，从而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奠定了最初的政策基础，可谓功不可没。
五个1号文件的时代，是中国农村第一次改革与发展的高潮。
198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当年的5号文件，《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文件要求继续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或者刚开始实施的农村改革措施，也可以说是前五个1号文件的总结。
本帖最后由 saltlaker 于 2026-1-4 01:39 编辑
蓦然回首 发表于 2026-1-3 16:17
我理解您指的联产承包推广力度的定量数据，是想看看不同年份推广的覆盖面和粮食产量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定 ...
从林毅夫的书里看，1980年底14%的生产队采用了大包干，那78、79、80这三年的丰收是不是可以认为跟大包干关系不大？
这个改革进程逐渐推进，使得问题更加难以确定性的分析。但从单个生产队/家庭的角度分析，制度改革后，生产积极性会在其后的第一年极大提高，提升到一个高平台，但第二年乃至其后若干年，这个积极性会保持在这个平台，很难再提高多少，而且这个后续提高对产量的实质影响应该非常之有限，所以这个提高可以大致认为是一次性的。如果一个单位产量持续若干年连续提升，应该还是物质基础（物质投入和技术）的持续进步才能实现这种长期的持续提升。
我很好奇林毅夫这个"各种投入要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46，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制度变迁）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47"这个比例是怎么算的，不过这个定量分析还是很有意思。他的这个分析就比其他人要更全面、客观，有时间去看看，谢谢介绍。
本帖最后由 蓦然回首 于 2026-1-4 15:47 编辑
那78、79、80这三年的丰收是不是可以认为跟大包干关系不大？
这个我觉得分省查年鉴，查单一省份单一年度的农业经济增长率比较起来可能更直观一些。例如书上有提到万里79年在安徽，发现78年底小岗村包产到户有成效就大力推广。安徽是搞得最早的省份。而相邻的浙江省三年后才开始搞包产到户。那把80、81、82三年安徽和浙江的农业增长率放在一起对比，大概是能看出些眉目来的。
我很好奇林毅夫这个"各种投入要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46，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制度变迁）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47"这个比例是怎么算的
这个书里只讲了模型的原理，没列数据和具体推演过程。
但从单个生产队/家庭的角度分析，制度改革后，生产积极性会在其后的第一年极大提高，提升到一个高平台，但第二年乃至其后若干年，这个积极性会保持在这个平台，很难再提高多少，而且这个后续提高对产量的实质影响应该非常之有限，所以这个提高可以大致认为是一次性的。如果一个单位产量持续若干年连续提升，应该还是物质基础（物质投入和技术）的持续进步才能实现这种长期的持续提升。
是的，林毅夫的书里也说“与技术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不同，制度变迁带来的产出增长是一次性的。”，长期的农业增长还是要靠制度以外的生产要素叠加和有了劳动价值剩余以后的投入再生产。制度只有适应当时代生产力的制度才是好制度，包产到户的制度红利从84年以后就开始乏力了，先是让位给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后来又让位给土地流转了。
《巨龙的胎动：毛泽东、邓小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天儿慧 著）
一九七九年春耕之时，小岗村农民私下实行包干到户之事，被公社书记发现，并上报至县党书记；不过县书记则是採取默认的态度。当县书记看见秋收状况后，向省党委员会提出「作业组比生产队好，以家庭为单位的办法又比作业组好」之报告。当时安徽省党书记为万里（后来成为全国人大委员长），与邓小平关系亲近。万里前往凤阳县进行视察，允许梨园公社及马湖公社实施三年的「包干到户」。在此之前，小岗生产队的粮食生产总量只有一点五至二点五吨的程度，但在一九七九年实施包干到户之后，居然大幅地增长至近七吨的生产量。一九八〇年春天，凤阳县的其他村庄，也开始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一九八一年推广至安徽省全省，一九八二年更广泛推行至全国。但是在江苏、江西、湖南等八省的地方，也出现「坚决抵制安徽省的单干风」之呼吁，包干到户的办法也受到各式各样的反对抵制。
在此状况之下，邓小平又是如何自处？根据万里的说法，「当时华国锋仍然维持着他的地位，承袭着毛泽东的『农业学大寨』路线前进。但是，因为邓小平对我的支持，这个方法（包干到户）才得以普及」。一九八〇年五月，邓小平在与中央干部的谈话当中，更积极地表明他的看法：「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
一九八一年九月，关于人民公社，邓小平又更进一步地提出主张：「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公社制度问题，这还是一个探索的问题。现在的中心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概括起来就是建立责任制。」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全国人大会议。会中通过并公布大幅改定的新宪法，其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特征的最重要一项，便是「人民公社」的解体宣言。
往后，被认为自一九五八年以来，开始扎根落实的人民公社遭到解体，改以突飞勐进的速度，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地开始出现种植青菜、水果等商品作物或是从事养殖的专业农家，被称为「万元户」的富裕农民，也纷纷冒出头来。人民公社的解体，前后花不到三年的时间，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宣告完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实发挥了效果，其粮食总生产量的飞跃成长如下：一九八二年普及全国之时为三亿五千万吨，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百分之九点二；一九八三年则为三亿八千七百万吨，增加了百分之九；一九八四年为四亿七千万吨，增加了百分之五点二。而过去十年间的增长率，大多停留在百分之一至四之间。
奖励农村工业
然而，好景不常，粮食总生产量的数字于一九八五年，倒退至三亿七千九百一十一万吨、一九八八年为三亿九千四百零八万吨、一九八九年为四亿七百五十五万吨，换言之，出现了「农业的徘徊」（生产量增加、减少的反覆）现象。毋庸赘言，责任制的採用确实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意愿；但是光是依靠意愿的生产是有限度的。而所谓「农业的徘徊」，正是因为意愿的提高，而使得生产量的增长得以达到最高峰的现象。其解决的办法，除了以农村更进一步的新发展为目标，致力于农地以及农业技术的改良之外，对于农村工业则採取了积极奖励的措施。 本帖最后由 saltlaker 于 2026-1-5 01:24 编辑
这个我觉得分省查年鉴，查单一省份单一年度的农业经济增长率比较起来可能更直观一些。例如书上有提到万里79年在安徽，发现78年底小岗村包产到户有成效就大力推广。安徽是搞得最早的省份。而相邻的浙江省三年后才开始搞包产到户。那把80、81、82三年安徽和浙江的农业增长率放在一起对比，大概是能看出些眉目来的。
我查了一下安徽和浙江1975-1985的粮食产量，把79年和82年分别作为界线标出。安徽的抖动比较厉害，79年上升80年又下降，81年有一个大幅增长，不容易分析。但浙江的趋势就非常稳定，明显的趋势转折出现在78年，而且78-82年之间的增长量要大于82以后的，而且82年后这个增长趋势没有因为制度变化出现一个明显突变。这样看来，如果我们假定在浙江1982年联产承包铺开，82之前的增产与联产承包无关，82年后基本延续之前的趋势，没有看到预测中的制度变化带来的一次性台阶跳跃式的增长（即使有也很小），这么看来联产承包似乎对浙江粮食产量没有带来特别明显的影响？ saltlaker 发表于 2026-1-5 01:17
我查了一下安徽和浙江1975-1985的粮食产量，把79年和82年分别作为界线标出。安徽的抖动比较厉害，79年 ...
查了一下，你的数据没有问题。这里有篇文章是分析安徽省的粮食波动周期的，注意看结论2;P
http://ayacd.yrdcpcn.org.cn/upload/2023/0615/fe0dcba8-8568-4b56-92d6-ff2c576c0a06.pdf
看来粮食生产是个复杂因素影响的变量体系，也许制度影响只是粮食增产的充分条件。媒体对包产到户的优越性的报道，很大程度上还是有啥啥啥一抓就灵的惯性思路。
安徽省77~80年是粮食生产的一个低谷，我在网上没有找到具体原因，有报道说78年是安徽罕见的旱灾，77年和80年没看到原因。我猜还是自然灾害主导的粮食减产可能性大。 本帖最后由 saltlaker 于 2026-1-5 11:29 编辑
看来粮食生产是个复杂因素影响的变量体系，也许制度影响只是粮食增产的充分条件。媒体对包产到户的优越性的报道，很大程度上还是有啥啥啥一抓就灵的惯性思路
当时媒体的报导，应该受政治风向的影响极大，而学者的研究，也是如此，同时还受限于学者本身的素养/水平。国内文科/社科的一大问题就是缺少定量、客观、具体分析的思维方式，流于虚空，而粮食生产又是个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变量体系。您引用的这几位专家（包括这篇分析安徽省情况的文章）的研究一比较，林毅夫的水平马上就凸现出来了，起码他能顾及到物质基础的影响，也分析到制度变革的一次性效果。 蓦然回首 发表于 2026-1-5 10:12
查了一下，你的数据没有问题。这里有篇文章是分析安徽省的粮食波动周期的，注意看结论2
http://ayacd.y ...
二位还在纠结包产到户呀？老兄看了不少书，佩服。不过在我看来，纠结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否持续增产没有太大意义。关键是由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发的市场经济变革。其实到九十年代已经很少有人讨论联产承包责任制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基本放开。这个时期是工人下岗最严重的时候。经过这段阵痛期，才有了后来的更大发展。 mingxiaot 发表于 2026-1-5 11:50
二位还在纠结包产到户呀？老兄看了不少书，佩服。不过在我看来，纠结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否持续增产没有太大 ...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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