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擦亮的杠杆，被遮蔽的支点：莫基尔的制度决定论解剖
被擦亮的杠杆，被遮蔽的支点：对莫基尔所谓“技术决定论”观点的解剖引言：一部精心编纂的资本主义“创世神话”随着2025年诺奖经济学奖出炉，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被推到了前台。他在经典著作《财富的杠杆》等一系列作品中以其渊博的学识，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现代性崛起的宏大画卷。在这幅画卷中，“技术创造力”是挥洒自如的画笔，而“增长的文化”则是赋予画卷灵魂的独特颜料。其理论体系看似精致、优雅，充满了智识上的吸引力，仿佛为西方世界的经济奇迹提供了一个理性而文明的终极答案。然而，对一个从小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我能够掌握的分析方法如同一面X光镜，足以穿透这层由“文化”与“技术”精心绘制的油彩，直抵其骨架——一个为资本主义历史合法性进行辩护的、充满了方法论谬误与意识形态偏见的构造。莫基尔理论的构造，精巧地建立在两大支柱性谬误之上：其一是系统性的“倒果为因”。他敏锐地观察到了历史的结果——上层建筑的文化嬗变和生产力的技术井喷，却将其错误地判定为驱动历史进程的根本原因，完全颠倒了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真实关系。其二是策略性的“避重就轻”。他巧妙地将历史的聚光灯聚焦于“思想市场”、“天才发明”等看似轻盈、高尚的领域，而将资本主义诞生与发展过程中那些沉重、血腥且无法回避的基石——阶级剥夺、殖民掠夺、奴隶贸易——小心翼翼地推入历史舞台的阴影之中，使其成为无关紧要的背景噪音。本文将对这一“创世神话”进行一次彻底的解构。我将逐层深入，论证莫基尔的“技术决定论”仅仅是其理论最外层的表皮，其下包裹的是“文化决定论”的血肉，而当我们进一步解剖其思想内核时，暴露出的则是一种根植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带有“宗教决定论”色彩，并最终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地滑向“生物化学决定论”（即文明或种族优越论）的危险意识形态根源。我将以更加完备的历史逻辑来证明，那根撬动世界的真正“财富杠杆”，不是某种神秘的文化基因或天才的灵光一闪，而是资本本身——一个在血与火的熔炉中被铸就，并依靠持续剥削来驱动的冷酷机器。一、 “倒果为因”的经典范式：作为资本主义“投影”而非“引擎”的增长文化莫基尔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他对近代欧洲“增长的文化”的发现与赞颂。他将“文人共和国”、经验主义的兴起以及欧洲独特的政治分裂格局，视为孕育工业革命的温暖苗床。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经典的唯心史观叙事，其最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将历史的因果链条完全颠倒，把结果当成了原因。上层建筑的“回声”：被误认为发令枪的枪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莫基尔所观察到的16至18世纪欧洲思想领域的剧变，并非凭空出现的“历史第一推动力”，而是更深层次物质变革——即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瓦解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在意识形态领域投下的清晰投影和发出的巨大回声。让我们对比两种生产方式的内在需求：封建领主经济的基础是土地和人身依附，其追求的是稳定、秩序和传统的延续，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是神学世界观、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安分守己”的伦理。而新兴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以商品交换、利润追逐和资本无限增殖（M-C-M'）为生命线的阶级，其物质利益与封建秩序格格不入。他们迫切需要一套全新的世界观来武装自己：需要将自然界从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领域“祛魅”，变成可供计算、测量、征服和利用的资源库；需要将社会从僵化的等级束缚中解放出来，变成一个由“自由”的劳动力和商品构成的流动市场；需要一种“进步”的信念来为自己永不满足的扩张欲望提供合法性。因此，弗朗西斯·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呐喊，不只是源于纯粹的智力探索，而是资本渴望将自然力转化为生产力的时代宣言。牛顿的力学体系之所以被迅速接纳，不仅因为其科学价值，更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机械、可知、可预测的宇宙模型，这与资本主义生产所要求的精确计算和理性规划精神高度契合。所谓的“增长的文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新生的经济基础，在“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时所发出的呐喊。莫基尔听到了这呐喊，却误以为是呐喊本身创造了新的世界。“避重就轻”的逻辑必然：从财务审计到文化“奇迹”的创造莫基尔为何必须执着于这种“倒果为因”的解释？这恰恰是他“避重就轻”策略所导致的逻辑必然。我们可以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比作一次财务审计。当莫基尔在其“审计报告”中，明确拒绝将来自全球殖民体系的巨额财富流入——包括美洲的金银、非洲的奴隶、亚洲的香料和市场——列为“主要营业收入”时，这份账本必然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窟窿。一个仅仅依靠内部储蓄和商业活动的欧洲，其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完全无法解释工业革命那爆炸性的资本投入需求。为了让这份“财务报告”显得平衡，他必须创造一个神秘的、无法量化的“表外资产”或“商誉”，这就是“文化”。这种独特的“增长文化”被描绘成欧洲文明内生的一种神奇禀赋，仿佛一种取之不尽的魔力，弥补了物质分析上的巨大亏空。因此，其文化决定论并非一个主动的理论探索来源，而应该是其在首先排除了全球范围内的合理的唯物主义解释后，为了维系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而被迫进行的一次精心的理论裱糊。二、 被阉割的技术史：作为阶级统治工具而非中立神祇的技术很快，在文化决定论这块不甚牢固的地基上，莫基尔就继续建造了他理论的核心殿堂——技术决定论。他将“宏观发明”神化为推动历史的自主力量，是天才人物超越时代的馈赠。这种叙事，再次娴熟地运用了“倒果为因”和“避重就轻”的手法，将技术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母体中强行剥离，变成一尊供人顶礼膜拜的、与社会无关的冰冷神祇。资本的“订单”上那被误认为“礼物”的技术发明莫基尔的叙事逻辑是：天才发明家（如瓦特）创造了先进技术（改良蒸汽机），这项技术随后推动了社会进步。但真实的历史逻辑恰恰相反：是资本主义生产在扩张过程中遇到了具体的、严重影响利润的瓶颈（如矿井排水效率低下、工厂动力受自然条件限制），资本的增殖需求向全社会发出了一份份悬赏“订单”，吸引并资助了无数工程师和工匠去攻克这些技术难题。瓦特的成功，肯定不是源自孤立的天才闪光，而是他精准地回应了当时英国矿主和工厂主最迫切的“订单”需求，并因此获得了持续的资金支持和应用场景。也正因如此，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下的技术发展路径从来不是随机的，而是被资本的利润需求精确塑造的。一项技术能否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其决定性因素不是它的科学精妙程度，而是它能否更有效地服务于资本增M-C-M'的循环。技术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如何利用科学知识来服务于其阶级利益的历史：服务于剥削效率：一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本质上都是为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从而在不延长工作日的情况下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率（相对剩余价值）。服务于阶级统治：技术的设计本身就蕴含着权力关系。流水线、自动化的发展，其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去技能化”（deskilling），即将生产的知识和控制权从熟练工人的头脑和双手中剥离出来，固化到机器和管理流程中。这样，工人就变成了“活的附件”，其议价能力和反抗能力被极大削弱，资本的统治地位得到空前巩固。“避重就轻”的英雄史诗掩盖了技术背后的累累白骨莫基尔的著作，不吝笔墨而激情洋溢的充满了对“发明家”的英雄主义赞颂，这是一种典型的“避重就轻”的叙事策略。他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阿克莱特、瓦特等人的智慧与坚韧，却对这些“英雄”的另一面——例如阿克莱特工厂里严苛到残酷的管理制度——以及这些发明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灾难轻描淡写。他将卢德运动简化为社会对新技术的“抵制”和“阵痛”，从而完全掩盖了其作为一场围绕技术控制权和财富分配权的激烈阶级斗争的本质。卢德分子砸碎的不是“技术”，而是资本家用来砸碎他们饭碗、摧毁他们社区、剥夺他们尊严的生产资料。他们的抗争，恰恰证明了技术在当时社会中绝非中立元素，而是阶级压迫的利器。莫基尔却通过讲述一个关于天才与进步的“英雄史诗”，巧妙地掩盖了技术进步车轮下被碾压的累累白骨。三、 历史的“原罪”：用“创造力”美颜的血与火的根基如果说前两点的批判还停留在方法论层面，那么莫基尔对“原始积累”这一资本主义“原罪”的系统性回避，则是其理论最核心、最具意识形态欺骗性的部分。他煞费苦心地构建了“掠夺/剥削”与“技术创造力”的二元对立，并斩钉截铁地宣称后者才是通往现代财富的“高尚”且“可持续”的康庄大道。这是其“避重就轻”手法的登峰造极之作，是一次旨在为资本主义进行“历史性脱罪”的意识形态手术。“倒果为因”的极致是将资本主义的前提默认为天然存在莫基尔的整个理论模型，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未经审视的、虚假的前提之上：即在工业革命前夜，英国社会已经“自然而然”地准备好了进行工业化所必需的两大要素——巨量的可投资资本和庞大的“自由”劳动力市场。这本身就是“倒果为因”手法的极致运用。资本和无产阶级不是像空气和水一样天然存在的，它们是一个极其暴力、漫长的历史过程的产物。[*]资本从何而来？ 莫基尔的叙事暗示其来自勤俭节约的储蓄和公平的商业利润。然而，历史的真相是，启动工业革命的巨额资本，其主要来源是血腥的。对内，是“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通过议会立法将数百万农民的公有地和私有地暴力剥夺，转化为资本家的大农场和牧场。对外，则是长达数个世纪的殖民掠夺、奴隶贸易和国家支持的海盗行为。埃里克·威廉斯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中明确指出，利物浦的奴隶贸易利润直接为英国的工业投资提供了资金。没有这些来自全球的“第一桶金”，所谓的“储蓄”和“投资”根本不足以点燃工业革命的熊熊大火。
[*]劳动力从何而来？ 工厂需要大量除了出卖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工人。这些人从哪里来？他们不是“自然人口增长”的结果，而是被暴力从土地上驱赶出去、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沦为流浪汉，最终被《济贫法》等严酷法律逼进工厂的破产农民。是原始积累创造了无产阶级这个“自由”得一无所有的阶级。
莫基尔的理论，直接患上了一种“历史失忆症”。他选择性地忘记了资本主义诞生的前传，直接从资本主义已经“开花结果”的阶段讲起，然后用“创造力”这个美丽的花朵来解释整棵大树的生长。他颠倒了因果：不是“创造力”带来了财富，而是通过暴力掠夺积累的财富，为“创造力”的资本主义式应用提供了舞台、燃料和市场。“创造力”与“掠夺”的辩证统一本质上就是一把屠刀的两面莫基尔制造的“创造力”与“掠夺”的二元对立，在历史事实面前不堪一击。两者非但不对立，反而是紧密交织、互为因果的辩证统一体。轧棉机（创造力）的发明，其直接后果是让棉花采摘的利润率飙升，从而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南部奴隶种植园经济的疯狂扩张，导致数百万黑人奴隶的处境变得更加悲惨（掠夺）。作为工程奇迹的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创造力），其最主要的商业动机就是为了更高效地将来自奴隶种植园的棉花（掠夺的果实）运往曼彻斯特的工厂。可以说，当时的许多“创造力”，都被精确地应用在了如何让“掠夺”变得更高效、更具规模、更有利可图之上。它们是同一把屠刀的刀刃与刀背，莫基尔却试图让我们相信，刀刃是高尚的，而刀背是肮脏的，且两者毫无关系。四、 意识形态的底层逻辑：从文化优越到“文明天命”莫基尔的整个理论体系，最终必然导向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结论。所以，我们必须进行终极的追问：这种看似温和的、学术化的欧洲中心主义“文化决定论”，其最深层的意识形态根源究竟指向何方？当一种理论系统性地排除了所有物质的、社会的、结构性的解释之后，它所剩下的，只能是一种危险的本质论。第一层：滑向世俗化的“宗教决定论”当莫基尔将“增长文化”描绘成一种欧洲所独有的、无法用经济基础来解释的神秘特质时，他的理论就不自觉地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遥相呼应。虽然莫基尔的语言更加世俗化、学术化，但他所描述的那种理性、禁欲、敢于探索和改造自然的“欧洲精神”，与韦伯笔下的“新教天职观”在精神内核上高度同构。这实质上是在暗示，某种独特的精神信仰体系（无论是宗教的还是其世俗变体），赋予了欧洲人一种其他文明所不具备的“天命”或“文化密码”，使其能够率先开启现代化的大门。这是一种经过学术包装的“文化天选论”，是一种世俗版本的“上帝的选民”。第二层：逻辑的终点——无法言明的“生物化学/种族决定论”这是其理论逻辑不可避免的“滑坡”终点。如果一种“文化”被证明是如此独特、如此根本，且无法用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社会经济史来解释其起源，那么它的来源就只能被归于更深层次的、非历史的因素。它强烈地暗示着，这种文化特质是特定人群内在的、固有的、甚至是与生俱来的。这种认为某个文明或族群因其内在的、难以言明的特质而优于其他文明的思维方式，正是种族主义和文明优越论的理论温床。虽然莫基尔本人绝不会公开宣扬种族主义，但他的理论框架，通过系统性地排除所有唯物主义和结构性解释，为这种危险思想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他所描绘的那个光辉灿烂的“欧洲奇迹”，在剥离了所有历史的偶然性、阶级的能动性和物质的必然性之后，剩下的只能是一种近乎 “文明基因论”或“文化生化论” 的神秘主义解释。这恰恰为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者所宣扬的“白人的负担”或“文明的使命”等论调，提供了精致的现代学术版本，即：西方的领先不是因为他们更早地采用了某种生产方式，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或“思维”本身就更“先进”。结论乔尔·莫基尔的理论，是一部极其精致、极具迷惑性的资本主义“创世神话”。它以“技术决定论”为光鲜的外衣，以“文化决定论”为柔软的内衬，通过“倒果为因”和“避重就轻”两大剪裁手法，为我们缝制了一件关于资本主义崛起的光明、文明且富有创造力的“皇帝的新衣”。然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如那个说出真话的孩子，无情地揭示了这件华服之下的真相：
[*]在哲学根基上，它是一种彻底的唯心史观，将作为结果的“增长文化”和技术爆发，颠倒为历史的原因。
[*]在历史事实上，它通过施展“历史失忆症”的魔法，将作为根基的“原始积累”的血腥暴力，轻描淡写为无足轻重的插曲，犯下了“避重就轻”的根本错误。
[*]在意识形态上，其理论的最终逻辑指向，是一种为欧洲中心主义和文明霸权服务的、带有宗教乃至种族决定论色彩的危险本质论。
真正的“财富的杠杆”，绝不是什么抽象的文化或天才的发明。这个杠杆就是资本本身，它的支点，就是通过“血与火”的暴力所建立起来的、对内进行阶级剥夺和对外进行殖民掠夺的全球剥削体系。 莫基尔的著作，虽然以其渊博的学识，为这根杠杆进行了精心的抛光和美化，使其闪耀着“创造力”的迷人光泽，却用一块名为“文化”的华丽天鹅绒，严严实实地遮盖了杠杆之下那个由累累白骨和无尽血泪构筑的支点。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使命，就是毫不留情地扯下这块遮羞布，让人们看清资本主义这部庞大机器运转的全部构造——包括它那光鲜的仪表盘，和它那同样真实、且更为根本的、血腥的燃料箱。另外：去年的诺奖经济学奖给了阿西莫格鲁，主要论点是制度决定论；这词给了表面上看起来是技术决定论的莫基尔，但实质上，莫基尔还是换汤不换药的文化决定论。相比之下，一起获奖的阿吉翁的观点就周到完备许多。等我有时间再写阿吉翁的《创造性破坏力量》吧；这本书虽然依然经不起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但是至少是在努力解决问题的道路上思考。
去年分析阿西莫格鲁的制度决定论的文章
现今的诺奖就是政治的工具。
整个西方就没有经济学家正儿八经的去分析现在中国的。一部分是可怜，另一部分是无耻。
点赞和学习常所用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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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系的经济学家们大量获奖，体现了西方的紧迫感和焦虑。以往上百年的松弛感越来越少，因为这次喷着火焰的巨龙真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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