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鈺评“黃奇帆：梳理中國近十年的開放度“
黃奇帆：梳理中國近十年的開放度蔡鈺
經濟學者黃奇帆講到的中國經濟新格局，是在解釋為什麼中國經濟不得不發生當下這個內循環為主的結構性變化；新特徵，是在用政策的變化特徵來論證，雖然中國重新讓內循環占主導，但加大開放的意願沒有收縮，反而在增強。
那麼，民間下一個問題很自然就是：政策端的開放意願有了，那成效怎麼樣？你肯定知道，中美貿易戰發生以來，市場上還是頗有“產業鏈回流美國”、“外資撤出中國”的擔憂。
黃奇帆提到的第三個新，新趨勢，就是用來回答這個問題的。
他先是給出了一個國家開放度的評估模型，說，觀察一個國家開放度的經濟成果，體現在三件事：
第一，這個國家產品在全世界的出口結構；
第二，這個國家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的方式變化；
第三，這個國家是否吸引了全世界的資本投資，還不能是炒外匯炒股票的熱錢，而是FDI——外國直接投資，直接投資企業，涉及管理和技術投入，能影響產業鏈、就業和市場的投資。
這三件事做得越強，可以說國家的開放度就越大。
好，那麼我們照著這三個維度來看看中國。
注：本講資料來源於黃奇帆主題演講《新格局下中國開放的新特徵、新趨勢》
產品出口結構
先看第一個維度，中國產品在全世界的出口結構變化。
黃奇帆說，在2010年，中國的進出口總值大概在3萬億美元，其中出口占了大約1.5萬億美元。
這1.5萬億美元裡，又有70%以上是勞動密集型的產品，比如服裝、紡織品、箱包、傢俱，都是輕工業產品，工業附加值不高。這之外，當時的出口產品裡還有20%多是機電產品、電子類產品。
而到了2023年，中國的進出口總值裡，貨物貿易額達到了6.3萬億美元，其中出口占了3.3萬億美元，總量上已經比2010年要增加了一倍多。
當中結構還發生了很關鍵的變化：3.3萬億美元的出口產品裡，有90%是資本密集、技術密集、裝備密集的產品。其中，機電產品占了60%，電子資訊類產品占30%，加起來對應2.8萬億美元出口額。
我插一句，這個變化你肯定已經很熟了，尤其是電動汽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組成的“新三樣”，已經成了全球市場上最能打的新選手。
相比之下，原來勞動密集型的輕工紡織品，包括原本的全球出口產品“老三樣”的服裝、傢俱、家電，就只占到3萬億美元出口產品裡的10%，也就是3000億美元左右。它對應的變化是，東莞的廠房空了不少，不少老闆把工廠搬到東南亞。
這些都是你知道的事實。不過黃奇帆提醒了一件事，說“這個轉移的過程，中國政府從來不阻攔，而是把它視為亞洲一體化的自然結果”，也就是《商業參考》在第一季提醒你注意過的RCEP的約定——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在這個約定裡，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溢出到東南亞，同時當地加工製造業需要的原材料、關鍵部件也還是需要從中國進口。這導致一邊是整個RCEP區域的經濟盤子在放大，另一邊是中國跟東盟十國的進出口貿易額從簽署RECP前的6500億美元增長到了1萬億美元，三四年就漲了接近一半。
也就是說，幾年下來，中國允許中低端產業溢出，反而還規避了美國的部分關稅制裁，借助亞洲夥伴的力量，抵禦住了西方在全球產業鏈上“去中國化”的意圖。
中國一邊騰挪中低端產業，一邊還長出了新的中高端產業。除了前面說的新三樣，全世界的造船行業也開始成了中國的主場。全球的造船業在30年前有一半市場是被日本吃掉的，2010年以前有一半市場是被韓國吃掉的。而到了2023年，無論是看造船完工量、新接訂單量還是手持訂單量，中國都吃下了全球超過一半的市場。中國造船業的發展也是一個值得單獨講的故事，我們回頭單獨展開。
這跟10億件襯衫換一架飛機的上個時代相比，中國給世界提供的產品明顯已經發生了結構躍遷，從中低端為主變成中高端為主了。
參與全球化分工的方式
再來看評判開放度的第二個維度，中國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的方式變化。
在2010年以前的20多年裡，中國的進出口貨物貿易分三類，有三成是一般貿易，有五成是加工貿易，還有一成是農產品、原材料、初級產品。
一般貿易出口，俗話又叫“一頭在內，一頭在外”，就是上游生產在國內，下游市場在國外。
而加工貿易出口，俗話又叫“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也就是上游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在國外，下游的終端市場也在國外，中國要通過大量進口原材料和半成品來進行加工製造，再向外大量出口產成品。
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對國家的經濟拉動能力有限。我記得2010年的時候科技行業做過拆解，發現一台中國組裝的iPhone 3G手機，說是“加州設計，中國組裝”，但它報關價格179美元裡，中國產業鏈能賺到的只有6.5美元，在整條價值鏈上占比才3.6%。這個比例，就是當時中國在全球產業鏈當中被動地位的縮影。
後來發生了什麼？2019年工信部部長說了一句話流傳甚廣，說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這句話後來在無數場合被引用。不是因為它提氣，而是因為它表示著中國有能力在全球價值鏈裡吃到更多了。
還說回iPhone。到了2018年，蘋果發佈iPhone X，中國企業除了提供組裝服務，還能夠介入提供觸屏、3D傳感、揚聲器、相機模組等零部件了。這樣一台iPhone X報關價格499美元，中國製造在價值鏈裡占到25.4%，達到了104美元。
再看2023年，中國6萬多億美元的進出口貨物裡，加工貿易占比已經降到了20%，而中國產業鏈扛鼎的一般貿易已經占到了70%，農產品、礦石原材料等等仍然占10%左右。
這是第二個維度：中國參與全球化分工的方式，過去十年也調過來了，從加工貿易為主轉成了一般貿易為主。
引進外資
黃奇帆談到的第三個維度是，引進外資的能力在變好還是變壞。
過去這些年，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搞貿易戰、加關稅、要求產業回流美國本土，現任總統拜登也接著推貿易保護和中國企業制裁，最近還對中國的鋼鐵、電動汽車產品、醫療產品、船舶等產品都提高了關稅。
這接連幾年的封鎖，是不是在讓中國的外資減少呢？
黃奇帆又給出了一組數據：
1980年代，中國平均每年引進外資的規模大概在400億美元到500億美元；
1990年代，這個數字到了800到900億美元；
2000年到2010年期間，又提高到了1200億美元；
2012到2022年，平均每年引進外資的規模還是在增長的，到了1400億美元。而且是前五年平均每年1200億美元，後五年平均每年1600億美元。
也就是說，在中國遭遇了貿易保護、被脫鉤和新冠疫情等各種衝擊的過去幾年裡，外資進場的總量仍然是在增多的。2023年雖然比2022年低一點，但也在1600億美元以上。
——誰在投資中國呢？我們專欄裡聊過的，跟福建晉華和解了的美光科技，在上海建完了汽車工廠又建儲能工廠的特斯拉、在北京開辦公室的中東石油資本、“牽手”小鵬汽車的大眾集團等等都在其中，願意在商言商的資本和企業還是不少。
最近我注意到，日經中文網還發了個有意思的喊話，建議日本企業即便擔心所謂的經濟安全保障，也不要離開中國，否則失去了中國的技術和市場來支撐創新，會被甩得更遠。
日經中文網的這個喊話有代表性。中國市場的14億人口作為勞動力的優勢正在下降，但產業競爭力卻仍然在提升。
怎麼做到的呢？因為14億人還組成了大市場，這本身就能降低製造業企業的單位固定資產投資成本、單位物流成本、單位研發成本、單位採購成本，也就繼續降低製造業的綜合成本。我理解這是前面提到的新三樣能夠崛起、造船業能夠崛起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國十年來一路要推動互聯網+、數位化升級和新質生產力的原因。
所以黃奇帆說，中國正在出現的一種對外資有吸引力的變化，叫從銷地產擴展成產地銷，形成銷地產和產地銷的綜合效應。
銷地產的意思是，想在哪裡賣貨，就在哪裡建廠。比如家電企業美的在墨西哥、泰國建廠，是為了用本地產能來支持它進入美洲和東南亞本地市場。
產地銷則是指，在一個產地建廠生產，但是把產品銷往世界各地。特斯拉2023年在中國市場的汽車銷量60.37萬輛，但它的上海工廠全年交付了94.7萬輛汽車，並且傳聞還要擴產。多出來的汽車去了哪裡？賣向了全球。
類似的，蘋果當下展現出對中國供應鏈欲迎還拒的糾結，也因為它在全球找不到相同性價比的產業鏈替代。
這是第三個維度：中國對外資的吸引力仍然在持續。
總結
以上是我想分享給你的，借助黃奇帆視角，我們看到的事關中國開放的新格局、新特徵和新趨勢。
黃奇帆的這個主題演講，就我目力所及，過去兩個月至少在三個場合講過。他為什麼要反復講？在我看來，是因為要幫著中國拉齊外部世界與民間對中國的營商環境和開放度的預期，讓大家放心在中國市場上做投資、做產業佈局。
龙的天空 （跟帖转帖一篇）
增長應該優先於對債務的擔憂
黃海洲
“布雷頓森林體系：過去80年與未來展望”國際會議暨2024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5月27日在浙江省杭州市開幕，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特聘教授，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海洲出席並參加“數字金融助力金融強國”主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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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講三點。
首先世界是複雜的，我們想要用簡單的一句話去描述一個問題相當難，但是在有些國家經濟增長是很慢的。未來的一系列挑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我希望未來不是那麼悲觀的，未來靠增長。
第一點，系統非常重要；第二點，世界是多樣性的；第三點，未來靠增長。
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談判的時候，中國做了非常重要的貢獻。中國有個非常好的提案，這個提案是孔祥熙和宋子文提出來的。這個提案很簡單，如果沒有發生全球性的大金融危機，借債人想要賴帳，這裡面有很大的問題，所以這時候應該保護債權人；如果全球遇到比較大的危機，比如二戰後的重建，這個債務問題非常大，這時候政策應該傾向於保護借債人。但是，當時的討論時沒有被外界提及，而且比較遺憾的是，所有相關文件都被帶到臺灣去了，也沒有被公開，但實際上有人找到這個文件，裡面有很重要的意見。我想借這個機會，把這段歷史給大家做個回顧。
布雷頓森林體系成立以後，全球增長都是非常穩定的，就是1944年和1945年解決了二戰之前的紛爭，還有其他一系列問題，這個系統還是有效的，全球增長也很好，貿易量也增長得很快。
但是這個系統裡面有個很重要的漏洞，就是美元和黃金掛鉤，而全世界的黃金供應是不夠的，直到1985年廣場協議和1987年盧浮宮協議才找到新的體系。從1971到1981年全球經濟處於高通脹、低增長狀態，就是因為這個系統實際上已經不工作了。
我們回顧一下1981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這段期間，大家一般認為全球經濟主要是高增長、低通脹，但並不是全球所有國家都是這種狀態，日本實際上先失去了十年，又失去了十年，然後又失去了10年，這30年裡日本零增長、零利率、零通脹。與此同時，美國總體來講是中等程度發展，中國則是高速發展。這個世界還是相當複雜的，但是這個世界體系還是非常重要的。
到了2020年世界又發生了一些變化，各國應對新冠疫情採取的措施相當不一樣。到今天而言，大家知道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2023年GDP規模都超過了2019年，即新冠疫情發生之前的GDP規模。但是，如果比較增長速度的話，則有兩個重要的變化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個重要的變化，雖然所有國家2023年GDP規模都超過2019，基本上都恢復了，但如果把各國2023年GDP規模除以美國2023年的GDP規模，再跟這個國家2019年GDP除以美國2019年GDP來比較的話，得出的答案是所有國家2023年GDP與美國的比值，相對於2019年的這個比值都是下降的。
過去3年裡唯一一個國家，在全球GDP規模貢獻裡面有大幅上升的，漲2-3個點，就是美國，其他國家相對於對全球GDP規模的貢獻要麼是持平，要麼是小於美國增長的3個點，要麼是下降的，這裡面下降比較多的是日本，很大原因是匯率。
這個世界是複雜的，我們把世界經濟籠統地概括為高債務、高通脹、低增長，不是這樣的。美國過去兩年的名義GDP增長漲了將近20個點，這哪是低增長？美國過去兩年造出“七巨頭”這樣的巨型公司，市值 2.3萬億美元的公司，這根本不是低增長。
實際上在全球增長都很好的時候，日本增長非常差，失去了30年。日本在九十年代危機爆發的之前，其人均GDP達到美國150%。1945年以後，在5000萬以上人口的大國裡，人均GDP趕超美國的國家只有一個例子，就是日本。日本不僅趕上了美國，而且超過美國人均GDP，達到美國的150%。經過30年的零增長、零利率、零通脹，日本今天的人均GDP低於美國的50%。世界的複雜性，這件事情我覺得非常值得我們關注。
第二個重要變化。2012年勞倫斯·薩默斯在IMF做了一個很有名的演講，他擔心什麼呢？他擔心2008年危機後全球將來會進入低增長、低利率、低通脹，當時他講了很多國家面臨零利率、負利率，2012年歐洲發生了歐債危機，希臘、義大利、西班牙等等國家的問題，引起了相當大的關注。但是今天回過頭看看，勞倫斯·薩默斯擔心那件事沒有發生，至少在美國沒有發生，美國是低利率、低通脹、低增長嗎？不是，所以世界變化是很快的，這個意義上來講，美國成功利用了這次危機，把原來可能要面臨日本式長期的低通脹、低增長、低利率的頑疾給它改變成了相對高的增長，相對高的通脹，相對高的利率水準。
美國過去兩年通貨膨脹比較高，現在仍然面臨一個相對高的水準，這個通脹水準我認為會下來。所以我認為我們不需要太過關注美國的債務風險問題，因為美國過去兩年實際利率是負的，如果美國名義GDP增長能保持在5%以上，那麼其經濟增長將足以應對債務問題。實際上我剛剛講過去兩年美國名義GDP加起來達到將近20%。而且我們要關注到另外一件事，2020年美國實施了超強的刺激（財政刺激）——美國國債占GDP比例一年當中上升接近GDP的13%，往上拉了將近30個點。
我講的第三點，未來靠增長。增長才是關鍵，增長一方面靠科技革命，還有很多國家需要做制度性的改革，在國際層面上我們還是要擁抱全球化，支援多邊主義，IMF在這上面還可以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個意義上講，所有的問題最好的解釋靠增長，增長應該優先於對債務的擔憂，這才是我講的第三點。
總結下來我講了三點：第一點系統非常重要，希望未來40年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變得更好，可能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3.0版；第二點，世界是多樣性的，很難用一句話去概括世界的趨勢，而且很難用一句話描述所有國家在同一個時間或者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是同樣的，全世界都很好的時候還有一些國家是很差的；第三點未來的關鍵是靠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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