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到顶了吗
中国崩溃论早就唱不下去了，但近来中国经济到顶论开始流行。与中国崩溃论不同，这一次似乎得到数据支持。恒大、碧桂园都陷入困难，PMI连续低于荣枯线，疫后消费反弹没有如期发生，出口增长开始疲软，等等。拜登说中国经济是一个“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炸开可能损害美国和全世界的经济。雷蒙多说美国企业高管越来越认为中国不具备可投资性。
与此同时，拜登在8月9日签署行政命令，限制美资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敏感科技领域的对华新投资，还要求美企就其他科技领域在华投资情况向美国政府通报。据说欧盟也有意仿效，出台类似的限制投资规定。
在2015-21年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约有37%的资金来自美国。这似乎又说明美国政府需要设障，才能阻止美资向中国投资，至少在高科技方面。
美国是想把中国钉死在当前发展水平的。在经济上已经钉不住中国了，只能在科技上下手。新政策与以前的“领先一到二代”有本质的不同，那是主动的，是许可，“让你跟上多少你就别想多迈一步”；现在是被动的，是阻击，“能把你挡多远就挡多远”。
美国迫切需要中国经济到顶，但中国经济到顶了吗？
中国经济增长在放慢，正在走入拐点。数据不骗人，但数据的解读可以骗人，也可以被骗。
在数学上，拐点就是曲线上斜率为零的点。拐点之后，既可以恢复增长，也可以掉头向下。在进入拐点时，只从斜率是无法判断后面的走势的，需要结合二阶导数是否变号才能预判拐点之后的走势。这是学过几天数学的人都知道的常识。中国经济也是一样。
进入拐点，说明原来的发展模式已经进入走到头了。确实，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建设，铁公基已经高度发展，进入局部补缺的阶段。继续大规模投资，通过交通和城市基建来拉动经济发展，这个空间已经很少了。
以房地产拉动的模式也疲软了。一方面，房价普遍高企，而居民负债率已经很高；另一方面，人均居住面积已经极大提高。除了年轻人、新家庭，买房动力普遍下降。各种政策放开可以有所缓冲，但最终房地产不再能拉动中国经济，房地产主导的经济模式的坏处也越来越明显，这条路越走越窄了。
出口也遇到瓶颈。中国制造的市场占领率已经很高，欧美市场已近饱和，当前欧美的经济困难增加了出口下行的压力。美国和欧盟的脱钩压力导致大批中国制造以“阳澄湖大闸蟹”方式转道越南、墨西哥等国出口，这对中国出口下行有很大的缓冲，但中国的出口压力还是很显著。
居民消费也处于低迷。居民财富其实还是在增长，只是大量转化为储蓄，仅2023年第一季度，居民储蓄就增加了9.9万亿人民币。相比之下，2008年的“大放水”才4万亿人民币，即使算入通胀调整也远远低于9.9万亿。
中国经济需要新的增长模式。这不能靠刺激消费，居民消费缺的不是钱，缺的是信心和增长期望。
其实这对外国投资者也一样，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乏力，意味着原有的投资模式已经到头了，这才是中国越来越不具备可投资性的真实含义。他们还没有看到新的投资模式，或者说看得到的被美国政府堵死了。
新的增长模式来自于对新质产业的投资和发展，由此激发经济的结构性升级和劳动生产率的阶跃性提高，只有这样才带来收入的大幅度增长、消费者信心的大幅度提升和下一步经济循环的良性互动。
在大部分基本工业材料、消费产品、机电设备、能源交通、农业产品方面已经占据世界绝对领先地位之后，中国需要电动汽车、先进制造、新能源和材料、医药以及生命科学等新的增长点，芯片、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起到发展倍增器的作用，因此成为美国科技阻击战的中心战场。
华为Mate 60至今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但这是六盘山上的第一面红旗，体现了中国正在走入“芯片自由”。在信息时代，芯片不只是维生素，芯片是鱼肉蛋奶，是极大增强整个经济体质的关键。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已经经历过几次阶跃性的发展。工业1.0以蒸汽机和钢铁工业为引导，使得人类走入工业时代。工业2.0以内燃机和电力为特征，真正而且广泛地实现了机器代替人。工业3.0通过电子和计算机技术，使得机器代替人从体力层面进入初步的脑力层面。工业4.0将通过网络化、信息化、人工智能化，完成机器代替人的脑力层面从初步向高度的转变。领导世界的5G、与美国并肩的人工智能和即将到来的“芯片自由”使得中国在这方面占位良好。
这只是工业4.0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能源。从工业1.0到3.0，能源是机器代替人的体力层面的关键，但一直在化石燃料里打转转。从煤开始，转移到石油和天然气，都是不可再生和有污染的能源。中间有水力和核能，但因为地理、安全、成本限制而从来不占主导。但在工业4.0时代，光、风、潮汐、波浪、地热等可再生、无污染能源渐成主角，中国在这方面绝对领导世界。
交通是第三部分。美国的崛起与汽车分不开，便利的通勤使得工商的“章鱼触须”极大扩展，大城市更大，中小城市不再偏远，经济成乘法增长。中国的高铁和汽车其实才发展起来没有多少年，但已经有了明显的效果。当年上海有“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说法，除了势利，更多是嫌浦东太远。现在家在花桥、昆山而每天在上海上下班的多的是，每天从苏州坐高铁上下班都不少。假以时日，家住常州、在上海上下班又何妨？这样的“长途”通勤对周边地区的拉动是显然的，而周边的含义还在迅速扩大中。电动汽车极大地降低通勤成本，是新交通的另一条腿。
中国城乡经济的发展也进入了乘法发展的时代了。从大学生返乡就业和喜茶、瑞幸下县城，到新一线城市的火爆和二三四线城市的发展，都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经济的下一个阶跃取决于新质产业。广泛而坚实的传统经济基础决定了，一旦瓶颈得到突破，新技术立刻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高端产品，盈利立刻形成反哺，推动新技术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华为Mate 60就是一个例子。
人工智能也是一样。美国或许在人工智能理论和突破性科技方面领先，但Chat GPT至今主要还是“玩具”，尚不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
中国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领先，注重创造价值，拉动滚动发展。华为的盘古大模型没有Chat GPT那么炫，专注金融、政务、制造、矿山、气象、铁路等，用于全球气象预报已经达到非常高的准确性，甚至不乏超过当地人工气象预报的例子。京东的言犀专注零售、金融和供应链物流，网易有道的子曰专注教育，携程的问道专注旅游，用友Yon GPT专注人力资源管理。据说中国已有70多个几十亿甚至更高参数级的大模型在不同程度的研发、推出、运行中。
华为盘古还是通用大模型，但京东言犀、网易有道、携程问道、用友Yon GPT都是专用大模型，有直通车的行业背景。一方面有现成的数据和应用场景，另一方面能在产生价值中迅速反馈和迭代发展。这是与通用大模型寻找适用场景然后再产生价值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同时，专业大模型从解决个性问题入手，向解决共性问题发展，也有别于通用大模型以解决共性问题开路、再适配具体问题的技术路线，更接地气，但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汇聚到共性问题。这是理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区别。理论科学家名垂青史，但工程师才是架桥铺路、造福乡里的。
科技进步通过产业升级，最终转化为收入水平提高，转化为消费信心增强，转化为经济通过内生动力增长。
经常有人说，国家发展和我有什么关系？
打螺丝、搬砖头在现在是低收入工作，但当年这是可观的收入，千万农民为此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最终促成了中国的第一波起飞，使得中国在今天跃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现在比亚迪们、华为们的工厂将提供新的机会，将打螺丝族、快递小哥们的收入提高到新的水平，最终促成中国的第二波起飞，使得中国跃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就是国家发展的作用。
在领先科技的支持下，以规模经济和低成本为武器，中国得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田忌赛马，但这不是数量方面上中下马等量的赛马，而是上下少中间多：上马以质吃别人中马的量；中马质与量全开，吃尽别人的下马；少量的下马则由壮大的上中马罩着。
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是高收入的保障，但这里有两个问题：
1、产业的结构性升级必须得到人才的结构性升级的支持。
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的人才困境人们已经熟悉，美国的人才结构已经严重不适合再工业化，这将是美国的结构性困境。中国不能使人才的结构性失配成为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大学扩招和毕业生就业艰难成为眼下火热的话题，但这在客观上成为中国产业升级人才供应的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打螺丝族和快递小哥们也需要思考，在新的一波产业高潮到来时，如何站在潮头上弄潮，而不是因为不会游泳而被晾在岸上。当年的农民走出山乡时，不会开挖掘机，不会用电钻，不会做大厨，但他们勤学好问，克服了所有难关，完成了自我转型。如今的打螺丝族和快递小哥们也要考虑如何自我转型。机会只对准备好的人微笑。
2、高收入来自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意味着有选择地放弃低附加产值产业。
低附加产值与高收入是矛盾的。大规模低附加产值产业的存在与普遍的高收入要共存，不仅需要普遍扭曲按劳分配原则，还只有在美元霸权这样的特殊条件下才有可能。
在就业构成中大部分劳动力属于低附加产值行业时，普遍提高最低收入只是增加全社会生活成本。北上广深的收入水平比四线小县城高得多，但生活费用也高得多，数字上的高收入没有意义，这是一样的道理。
只有拿北上广深的收入，到四线小县城生活，才会有显著的生活质量提升。
在国家层面上，这意味着在经济和收入结构性升级的同时，大面积放弃低附加产值产业和相应的就业。
低附加产值产业分低附加产值制造业和服务/零售业。前者在中国已经受到强大压力，一方面招不到低薪劳动力，另一方面受到美欧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压力，开始大批向越南、印度等国转移。
服务和零售业雇佣大批低技能、低收入劳动力，在短时间里不可替代，也无法向外国转移，但在长时间里必然被机器人、人工智能、电商化大批替代，“旱涝保收”的快递、网约车都将受到自主驾驶的致命冲击。剩余的低附加产值制造业也将大规模机器人化、人工智能化、少人化。
对于不能机器人化、人工智能化、少人化或者成本效益上不划算的产业和相关产品，需要考虑大量进口，通过进出口剪刀差维持中国经济的高收入、低成本。
进出口剪刀差就是以低价进口一般消费品以降低生活成本、提高生活水平，以高价出口高质量、高技术制成品赚取溢价、提高经济和收入水平。换句话说，中国“晋升”到欧美的位置，越南、印度等国接替中国制造曾经的位置。一个纺织厂、一个化工厂制造的面料和塑胶足够管一堆制鞋厂、车衣厂的原料，劳动生产率高出好几倍，在产品的价值构成中也占据不成比例的大头。“中国只赚点辛苦钱，价值大头被供应链拿走，利润大头被品牌拿走”，中国人对此很熟悉，现在要换位了。
这会导致越南、印度成为下一个中国吗？不会。越南制造vs中国好比墨西哥制造vs美国，这是体系性的依附。越南离中国太近，又不具备低水平但完整的工业和基础体系，导致替代性体系的建设必须成体系一揽子建设，而不能分块分步进行，成本太高，还没有足够庞大而低水平消费的内循环来拉低外循环成本。
印度的情况更复杂，政治、文化、工业基础、科技抱负都一言难尽，但简单地说，也缺乏成为下一个中国的条件。
中国牢牢把握住溢价大、批量更大的中端制造，如汽车、手机、光伏、风电、造船、化工、钢铁等，碾压性的竞争力从外部使得越南、印度难以成为下一个中国。这正是中国产业结构性升级的意义：依然保持稳定的金字塔机构，而不是捏住顶端往上拔的哑铃形结构。
稳定的金字塔结构很重要。
美国曾经拥有健康的产业和就业结构，而且高端、中端、低端都具有世界领先的劳动生产率。这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经济基础，导致了壮大的中产阶级和健康、稳定的社会构成。
金字塔顶端的高端工业和服务产品通过高溢价的“滴涓效应”滋补庞大的中端，庞大的中端则通过依然可观的溢价向低端滋补，最终使得这种层层滴涓可持续，而整个社会实现高收入，低负担，营造出“美国梦”。
必须注意的是：这样的滴涓是在劳动生产率具有竞争力的基础上。换句话说，每一个段落基本上靠自己，任何补贴和滋润都是轻微的。这样整个经济的结构性负担较低，是可持续的。
但这是历史。收入差异是确实的，劳工改善待遇的要求是正当的，通过法律法规和舆论压力强制性提高低附加产值行业的就业人口收入，在短时间内起到作用。在长时间里，普遍而且不可逆地扭曲按劳分配关系，一方面增加经济的结构性负担，另一方面促使产业转移。这才是现实。
结果是，适合转移的制造业因为比较经济优势的压力而大量转移到外国，无法转移的服务业、零售业留下来，继续因为收入差异而导致加薪压力，进一步增加仅剩工业基础的负担，促进进一步产业转移，加速中产阶级萎缩，形成恶性循环。美国麦当劳打工人的的收入大大高于中国同行，这是美国滴涓效应和美元霸权的结果，但这最终是不可持续的。
福利社会只有多数人自食其力、少数人吃福利才是可持续的。美国不是福利社会，但经济早就全球化了，“同工不同酬”的代价是美国已经不可能与中国堂堂正正地竞争，在违背美国战略利益的情况下依然不可能摆脱中国供应链，否则将动摇美国国本。
但中国保持健康的经济金字塔，是能够避免美国式哑铃的陷阱的。
除了科技生产力的拉动力，中国政府还有很多经济工具没有动用。在经济明显下行的时候，中国政府还是拒绝大手笔刺激，这是相对中立于带节奏的西方专业经济媒体很看不懂的地方。
比如说，中国利率依然没有走零利率的极端。为未到期房贷在利率下降时再融资提供政策性便利，这有损银行利润，但可以通过较低的月供释放出消费者购买力，这是另一个没有利用起来的政策空间。
中央政府的债务只有GDP的22%，而不是美国那样超过100%、日本那样超过200%。扩大财政力度的空间很大。外汇储备还有3.2万亿美元，但各大银行的外汇储蓄并未计入。
中国的财政赤字还在进一步缩小。根据中国财政部8月21日公布的数据，2023年1-7月，中国广义预算赤字约3.3万亿元人民币，比2022年同期下降37%。同期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收入总额增长6%，总支出下降4.8%。也就是说，尽管4月以来经济形势恶化，各级政府对加大刺激力度一直按兵不动。
中央政府也拒绝为房地产巨头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兜底。其实中央政府不需要接盘，只需要提供适当的流动性，就可以避免危机。《亚洲时报》的戈尔德曼计算过，这只占中央财政的很小比例，并不造成多少财政压力。但这有可能鼓励房地产和地方债务在错误的路径上继续下去，不利于经济去杠杆化和去泡沫化。
“认房不认贷”已经给房地产市场带来热度，但这只是把首付从70%降低到35%。比照加拿大的话，“不认房不认贷”的首付是25%，“认房又认贷”的首付可降低到5%（房价不超过50万加元）。换句话说，政策空间还很大。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储蓄率占GDP的46%。OECD和IMF数据显示，中国家庭储蓄率约占可支配收入的35%，远高于美国的15%、欧盟的13%，以及日本的10%。这意味着中国银行有大量低利率、长回报的资金可以用于投资。过去集中在旱涝保收的房地产，现在需要转向工商投资，尤其是新质产业和小微企业。
更加长远的还有养老制度改革、医保改革、教育改革、房地产税改革等，在促进社会公正的同时，提高人们的安全感，释放更多的消费力。
中国政府在等待发力的机会和着力点，华为Mate 60就预示了这样的机会和着力点。等这些推动力都释放出来，中国经济必将越过拐点，再次起飞。
彭博社预计，2030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将放缓至3.5%，到了2050年进一步跌至近1%，低于此前预测的4.3%和1.6%。在美国方面，预计2022年至2023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7%，在2050年将逐渐降至1.5%。因此，彭博社修改了中国GDP要到40年代中期才会超越美国的预期，现在预期可能永远超不过美国。
其实西方经济学家从来没有看懂过中国经济。除了西方视角的有色眼镜和自恋，他们没有看懂中国经济为什么会起飞，也没有看懂中国经济为什么会放慢。其实在今天，中国的购买力等价GDP已经超过美国和日本之和了。
购买力等价GDP与汇率GDP的差距代表的是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的交融度。相对独立的内外循坏导致较高的购买力等价因子，中国目前约为1.6；美国作为基准，所以是1.0；主要欧美国家都非常接近于1。作为比照，印度是2.1，越南是2.8。
中国已经是贸易超级大国了，但还是集中在原料、能源、初级农产品进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转型为从工业品到消费品的大进大出后，中国经济的内循环与外循环将高度融合，人民币价值接近“合理价位”，价格结构“与国际接轨”，使得汇率与购买力等价GDP的差距极大缩小，人民币购买力极大提高。那本身又是中国经济的一大跃进。
中国经济到顶了吗？哪有的事。
9月PMI恢复到50.2%，8月是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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