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ma之武汉中心医院
最近有两个新闻，一个腾讯的，一个新浪的。两个要一起看，就充分揭示什么是Karma。QQ新闻：武汉中心医院医护人员感染始末：接触病人推测可能人传人 上报被批造谣（https://new.qq.com/omn/20200217/20200217A0PZTP00.html）
摘要：
（1） 在此次参与新冠肺炎救治的过程中，武汉市中心医院的职工中，截至1周多前达到新冠肺炎临床确诊标准的已达230多人，其中130人住院，100多人居家隔离，多位科主任与院领导都“中招”。
（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是，截至2月11日24时，全国共报告医务人员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716例，其中湖北省1502例，而武汉市的医务人员确诊人数达到了1102例，占湖北的7成多。武汉中心医院在这1102人中，占了230多个名额）
（2）该院急诊科主任艾芬介绍，2019年12月18日，一名65岁的华南海鲜市场送货员来看急诊，该男子五天前出现发热症状，12月27日，艾芬接诊了第二例此类病人，看到化验单上标注有“SARS冠状病毒”字样，艾芬感到“很可怕”。第一时间向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部门报告，但医院有没有再向上级疾控部门报告，她并不清楚。
（3）12月29日，艾芬所在的急诊科向医院公共卫生科上报了这7例发热病人中急诊科收治的4例。公共卫生科回复称，已上报江汉区疾控中心。江汉区疾控中心说，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与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之前也已接到类似病例。在急诊科上报的4例病例中，有一对母子，儿子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母亲去海鲜市场送饭，并没有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的物品，但依然染病，而且病情较重，艾芬当时就推断，这个病可能“人传人”。
（4）1月1日凌晨，后湖院区急诊科又收到了一位由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转入的65岁男子。该男子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开诊所，最近收治了很多发热病人，之后自己也有了症状，病情严重。艾芬分析认为，这位诊所老板的病很可能就是他诊所的病人传给他的。
（5）1月1日，她再次向医院公共卫生科和医务处报告了该诊所老板收治了多例病人的相关消息，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她担心，“一旦急诊科医生或者护士被感染得病了，就很麻烦”。
（6）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了27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相关情况，称到目前为止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就在这天凌晨，李文亮受到了市卫健委和医院的警告和批评。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有8人因“发布、转发不实消息”而遭传唤。
（7）1月1日晚将近12点，艾芬也接到了医院监察科的信息，要求其第二天到监察科谈话。1月2日，在和监察科纪委谈话过程中，领导批评她“作为专业人士没有原则，造谣生事，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了社会恐慌，影响了武汉市发展、稳定的局面。”艾芬提及了这个病可以人传人，但没有获得任何回应。
（8）1月2日起，医院要求医务人员之间不许公开谈及病情，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病情，病情只能在交接班必要的时候口头提及。对于前来就诊的患者，医生们也只能讳莫如深。
新浪新闻（已被删）：
因李文亮之死遭迁怒武汉中心医院受捐物资告急 - 新浪新闻
news.sina.com.cn › doc-iimxxstf0331658
Feb 10, 2020 -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记者白云怡]武汉中心医院多名一线医护人员10日 ... 他表示，自李文亮医生的事情发生后，已有一些爱心捐赠者因愤怒而 ...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中心医院目前医护感染情况属于武汉市各定点 ... 有医生向记者透露，该院有几名一线科主任已插管，仅自己周围就有二十余名认识的医护同事感染。
附录：
环球时报：因李文亮医生之死遭迁怒 武汉中心医院受捐防护物资告急！
2020-02-11 来源：环球网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白云怡】武汉中心医院多名一线医护人员10日告诉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自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后，一些民间捐赠人士点明“不捐武汉中心医院”，很多受捐名单上都已看不到该院的名字。目前该院一线医护的防护物资已极其缺乏，许多前线医护人员已不得不使用工业口罩替代医用N95口罩。“我们理解社会上的情绪，但一些言行现在已为李文亮的同事、一线的医护人员们造成了身体与精神的二次伤害。”有一线医生这样对记者说。
环球时报社评：向李文亮医生致以敬意
2020-02-07 来源：环球网
李文亮医生是武汉中心医院的一名医师，他是去年12月最早预警这场危险病魔的8名医生之一。回过头看，他的专业性警觉尤其令我们对他产生了敬意，他当时发出的警报没有立即受到重视，反而被训诫，这件事为社会开展反思提供了一个有触动的样本。
去年12月，人们对新冠肺炎的认识还很有限，李文亮能够把这个消息传出去，率先在专业人员的范围内拉响警报，这是他高度专业性表现的一部分。在人们后来的追述中，发现他在平时的工作中就展现了令人尊敬的医德。医生在传染病爆发的时候就是战士，医院就是战场，李文亮的因公殉职英勇、朴实，尤其让人心痛。
这两点确实很恶心
7）1月1日晚将近12点，艾芬也接到了医院监察科的信息，要求其第二天到监察科谈话。1月2日，在和监察科纪委谈话过程中，领导批评她“作为专业人士没有原则，造谣生事，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了社会恐慌，影响了武汉市发展、稳定的局面。”艾芬提及了这个病可以人传人，但没有获得任何回应。
（8）1月2日起，医院要求医务人员之间不许公开谈及病情，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病情，病情只能在交接班必要的时候口头提及。对于前来就诊的患者，医生们也只能讳莫如深。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重磅论文：1月11-20日感染者数量暴增
https://www.sohu.com/a/374042304_162522
摘要：
（1） 这篇论文最大的一个亮点，是通过对72314名病例中的44672个确诊病例进行发病日期回溯性，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分为了5个不同的时段，分别为2019年12月31日之前、2020年1月1日至10日、1月11日至20日、1月21日至31日、以及2月1日至11日。
结果显示，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武汉和湖北就可能已经出现了104名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并在之后的10天里增加了653人（其中88.5%在湖北省内），然后再在2020年1月11日到20日之间又暴增5417（77.6%在湖北省内），并在1月的最后10天里彻底爆发，新出现了26468人发病（湖北占74.7%）
（2） 这份论文另一个引人关注的内容，是首次分析了截至2月11日共1688例医护人员的确诊病例。
从论文给出的数据来看，医护人员的感染周期与整体上疫情爆发的周期非常吻合，即2020年1月的初期已经有医护人员感染的端倪，但情况当时并不严重，可从2020年1月中旬开始，感染者就出现暴增，并在1月的最后10天迎来大爆发。
（3）这篇中国疾控中心的论文还探讨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致死率和传染性。通过分析7万多名病例，论文得出的“粗病死率”为2.3%，其中湖北省内的“粗病死率”为2.9%，但湖北省外则为0.4%，前者为后者的7.3倍。
对于这种差距出现的原因，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在昨天给出的说法有一定参考性。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她说武汉防控持续时间比较长，由于防控措施没有及时到位，很多社区病例没有得到及时救治，重症病例从发病到住院平均9.84天，而这近10天的等待错失了最佳时机。
本帖最后由 老福 于 2020-2-20 05:59 编辑
老福 发表于 2020-2-20 01:37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重磅论文：1月11-20日感染者数量暴增
https://www.sohu.com/a/374042304_162522
从另一篇网帖摘录的（应该是关于同一篇文章）：论文还首次描述了新冠肺炎的发病流行曲线。
总体上，曲线呈现混合爆发模式：从数据上看，在2019年12月，即疫情发展早期阶段，病毒传播可能以小范围暴露传播模式为主。每天只有0-22例患者出现症状。
而从2020年1月初到2月11日，数据显示出了扩散传播模式 (见下图）。
http://www.aswetalk.net/bbs/data/attachment/album/202002/20/015351we0kww4booasktoi.jpg
就是一帮王八蛋。 本帖最后由 老福 于 2020-2-20 08:04 编辑
老福 发表于 2020-2-20 01:52
老福 发表于 2020-2-20 01:37
从另一篇网帖摘录的（应该是关于同一篇文章）：论文还首次描述了新冠肺炎的 ...
ImperialCollege London，MRC Centre for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Analysis
https://www.imperial.ac.uk/mrc-global-infectious-disease-analysis/news--wuhan-coronavirus/
报告1（1月17日）：“We estimate that a total of 1,723 cases of 2019-nCoV in Wuhan City (95% CI: 427 – 4,471) had onset of symptoms by 12th January 2020 (the last reported onset date of any case).”
报告2（1月22日）： “我们估计武汉至1月18日出现症状的病例数为4,000例, 该估计值的不确定性范围为1,000至9,700 例”
报告3 （1月25日）：“估计到2020年1月18日，每个病例平均会感染2.6个人（不确定性范围：1.5-3.5）。这意味着控制措施需要阻止超过60％的传播才能有效控制疫情爆发。。。潜在病例的识别和检测需要在医疗保健系统和检测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扩大，包括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对仅轻度至中度疾病（例如流感样疾病）的疑似病例进行识别，检测和隔离。“
老福批注：伦敦帝国学院的估计是非常准确的。根据中国CDC最新报告：“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武汉和湖北就可能已经出现了104名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并在之后的10天里增加了653人（其中88.5%在湖北省内），然后再在2020年1月11日到20日之间又暴增5417（77.6%在湖北省内）”粗略估计武汉截止1月10日有650人，1月11，12两日算700人的话，截止1月12日就是1350人，1月11至18日算3000人的话，截止1月18日就是3650. 所以报告3估计R0=2.6, 说需要阻止超过60%的传播才能控制疫情爆发（指数增长）的结论是可靠的。任务很艰巨，但 not impossible.
据说‘腾讯大家'专栏因为一篇文章被关掉了。下面是文章的最后一个章节。如果一个社会连这样的文字都不能容忍，那么这个社会就要’死‘了。
“在一个开放社会里，不安全因素如影随形。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大规模传染病和恐怖主义等“非常规”安全隐患尤其突出。一个好的社会应该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治理，而不是让大家冷漠地躲得远远的。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乘客在熙熙攘攘的车站大厅里看到一个可疑的黑色塑料袋，观察好久也不见它有主人的样子……如果他是一个关心公益的热心人士，或者哪怕仅仅是一个“好事者”，就有可能打电话向公安消防部门报案。
如果他不知道报案热线号码，或者打过去正好无人接听（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常见的吗？），他也可能会用手机拍一张照片，上传到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并加上他自己的几句猜测性话语。
如果他的这条微博和微信被广泛转发，则可能造成不小的恐慌，而且这条信息在多次传播过程中还可能以讹传讹，不断地被升级、加码，最后变得面目全非。
经验告诉我们，类似的情况大多数事后都会被证明是虚惊一场。也就是说，这位乘客发布了“谣言”，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按照我先前已经批评过的“事后诸葛亮”的逻辑，他应该受到严厉追查和惩处。
但一个社会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对待那些“好事者”，长此以往，热心公益的人士就会越来越少，所有人都会“理性地”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不惹麻烦的做法。
他们在车站里看到了任何可疑物品的第一反应就是尽快离开那片是非之地，并且绝口不向他人提起。但是，哪怕100起报案中只有一起是真实的，忽视它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人身财产损失，也是99次白忙活所无法弥补的。
绝大多数普通公民并不掌握准确判断和正确处理交通事故、易燃易爆物品、地震海啸、伤病急救等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他们只能通过第一时间传播信息来参与这一类公共事件。相信这就是那8位武汉“造谣”市民的初衷，但事实证明，他们的哪怕是猜测，如果得以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也多半是正面的。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们发出的这类“报警”信息中的大部分可能事后被证明是虚假的。但如果混淆了故意的造谣和正当的猜测，那么就堵死了社会获知安全隐患的信息通路，这终将造成比“谣言”本身更加严重的危害。
正如我们在这次的武汉新型肺炎疫情发展中已经看到的那样。
我当然绝不是主张社会应当对谣言听之任之，事实上，的确有许多人在利用谣言谋取不法私利，并对他人乃至全社会的利益构成了威胁。他们理应受到惩处。
但我想要对此表达一个观点：在打击“谣言”的问题上，应当采取被动（消极）的立场，而不是主动（积极）的姿态。所谓应当采取被动（消极）的立场，意思是说，不应该在尚未产生可见的具体后果之前就轻率地裁决某个信息是“谣言”。
这是因为，“谣言”之所以是“谣言”，必定会对社会中的某一些人造成损失，不管这种损失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如果有具体的社会主体认为某些“谣言”危害了自己的利益，给自己造成了损失，他们应当被鼓励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可以向法院状告“造谣者”，要求他们赔偿损失，法院会经过一系列调查和辩论程序作出自己的裁决。如果“谣言”的后果严重到一定程度，检察部门也可以介入，对“造谣者”提起刑事诉讼。
不要忘了，“谣言”之所以需要被惩处，是因为它造成了后果。如果我在家里对妻子编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而她根本就没听进去，也没有对任何他人讲过，那么，我的这个所谓“谣言”充其量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玩笑而已。
法律意义上的“后果”都是已经呈现出来、并且可以证明的，而不是无法证明的“潜在”可能性。一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可能存在虚假信息的帖子，假如那些有可能因为这个帖子而蒙受损失的对象自己都没有站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那就说明，不管它是不是谣言，它都没有造成什么实际后果。
这时候，如果官方轻率地站出来严惩“造谣者”，这就违反了基本的法治原则。” 本帖最后由 老福 于 2020-2-21 02:40 编辑
老福 发表于 2020-2-20 09:59
据说‘腾讯大家'专栏因为一篇文章被关掉了。下面是文章的最后一个章节。如果一个社会连这样的文字都不能容 ...
1月初武汉卫健委通过自订技术标准强迫医院不报少报新冠肺炎病例
老福批注：触目惊心！永远不要高估有些官员的道德下限！
中国青年报报导：《新冠肺炎诊断标准之变：武汉初期标准苛刻 医生上报病例被批报太多》
https://new.qq.com/omn/20200220/20200220A0LRSF00.html
摘要：
绿皮手册与白皮手册
武汉市一家三甲医院的急诊科主任刘越（应受访人要求化名）告诉记者，元旦假期后，医院开了一次会，参会的是科室主任。院领导向他们口头传达了一个“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上报标准”。
他清楚地记得，院领导拿的是一份“白色封皮的手册”。
刘越的同事、该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井坤（化名）也表示，自己在同一场合听到了“上报标准”。
另一家三甲医院急诊科主任李夏（化名）也向记者证实，1月3日，所在医院召开了类似的会议。
“院领导要求这个上报标准只能通过面授、电话，或者微信语音传达。”李夏说。
这几位医生所说的“上报标准”，指的是武汉市卫健委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病例达不到这个《入排标准》，就不必上报。
。。。。。。
其中，“流行病学史”包括4条，患者符合其中一条即可：
1.2019年12月1日以来，长期在华南海鲜市场从事交易活动的商户、雇佣者和工作人员。
2.2019年12月1日以来，发病前两周内曾在华南海鲜市场加工、售卖、宰杀、处理和搬运等工作三个小时以上的人员。
3.2019年12月1日以来，发病前两周内曾在华南海鲜市场有禽或野生动物明确接触史（触摸或1米以内近距离观看等）者。
4.与符合病例定义者共同生活、居住、学习、陪护、同病房的人员或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的诊疗、护理的医务人员。
。。。。。。
按照《入排标准》，不能明确诊断为其他疾病的病毒性肺炎患者，需要同时满足4条“临床表现”，再满足“流行病学史”4条之一，才会被纳入。被纳入之后，患者需要做流感病毒、腺病毒等其他病毒性肺炎，支原体、衣原体肺炎，以及细菌性肺炎等的检测，“明确诊断为其他疾病的病例”，再排除。
。。。。。。
1月3日，武汉市卫健委的第二份疫情通报介绍，“疫情发生后，国家和省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赴武汉市，指导当地开展疫情应对和处置工作”。
但是，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的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表示，他们并未制定这样的《入排标准》。
“我从来没参与过《入排标准》的制定，国家卫健委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标准的存在。”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一位成员对记者说：“这个标准是武汉后来加进去的。”
这位专家说，他后来才见到了那本白色封皮的手册，《入排标准》是其中一部分。
第二批专家组一位成员向记者提供了一份绿色封皮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手册》，印有“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字样。手册内容包含《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集中救治工作要求》，以及涉及病原诊断标本采集、病例转运、尸体解剖等工作的9份文件。
这位专家组成员说，不同颜色封皮的两份手册，在认定标准上是有差别的。
前述第一批专家组成员告诉记者，绿皮手册里《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由他们与湖北当地专家组共同制定，“日期大概在1月3日前后”。
按照绿皮手册里的诊疗方案，“病例定义”一项解释了哪些患者可以被确定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
“定义”一共有4条标准，分别为：发热；具有肺炎的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经规范抗菌治疗3天，病情无明显改善或进行性加重。
如果肺炎患者同时具备上述4条标准，且不能明确诊断为其他疾病，则可以被定义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
绿皮手册的标准中也提到“有武汉市华南市场暴露史或有类似病人接触史”，但并没有把这条标准作为必要条件，而是作为浮动条件——若病例符合该条标准，则只需满足前述4条标准里的前3条，即可定义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
武汉医生刘越、井坤、李夏都向记者表示，从未见过绿皮手册。他们都认为，白皮手册的《入排标准》过于“苛刻”，不利于早发现、早确诊。
记者注意到，白皮手册与绿皮手册目录唯一的区别，是多了这份《入排标准》。就手册版本问题，记者询问了武汉市卫健委，未获答复。
“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一个都报不上去”
“他们的临床表现太独特了，毫无疑问就是这个病。”井坤态度坚定，他没有参照《入排标准》，而是自作主张把这十几例全部上报给了医务处和院感办。
但是，这十几名病人没有一个被定义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没有一个完全符合《入排标准》。
“很多患者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也有发烧不到38℃的，有没有经过规范抗菌治疗的。”井坤说。
他科室的医生休息室的墙上挂着一块屏幕，上面是这十几位病人的监控视频。
通常情况下，医生都会用编号区别他们，因为他们太像了：大部分人都处在昏迷中，脖子上插着气管，有的人甚至上了ECMO（人工膜肺），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他们的相似点还体现在肺部CT影像里，“白的，全是白的”。
“就是这样的病人，也不符合那个《入排标准》。”井坤提高了音量，随后沉默了几秒。
武汉的很多医院执行了标准——据报道，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的优抚医院，1月上旬发现医护人员和住院患者感染，但因为患者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不符合诊断标准，没有上报。
井坤所在科室收治的病毒性肺炎患者，大部分都是从外院转来，还有些人发病后“已经在外面游荡了一个多星期”。
他无视“标准”上报病例的事情很快有了回响，是来自一位院领导的“严厉批评”，“嫌我们报太多”。
后来，医院有资格做核酸检测后，他收治的这些病人，超过60%的检测结果都是阳性——确诊新冠肺炎。他告诉记者，剩下的阴性患者，有不少已经接近痊愈，同时还要考虑核酸检测出现假阴性因素——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也曾指出，核酸检测试剂质量不稳定，造成很多假阴性。
“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一个都报不上去。”井坤说。
同样感到疑惑的还有李夏——所在医院的两个院区在1月1日开辟了发热门诊。后来的统计数据显示，1月4日成为患者数量上的一个拐点。那天的发热病人多了起来，有102名，“是平时的好几倍”。
“我们发热门诊太小，已经挤满了，只能把发热病人往急诊引流。”李夏说。
到1月15日，一天就有261个发热病人涌进了医院的急诊。这些多到“没地方坐”的发热病人，很难被报送至武汉的疾控部门。
“严格得不得了，根本没有一个符合（《入排标准》）的。”李夏告诉记者。这位医生也曾就《入排标准》向医院领导提出过疑问，尤其是“为什么又要求患者必须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但没有得到回应。
“我们所有的准备都不足。”李夏感叹，“传染病病房要三区两通道，病房间还要相隔一定距离，我们都做不到。”
据武汉市卫健委通报，1月11日至1月15日之间，连续无新增病例。
。。。。。。。。
刘越管理的急诊科病房被征用为肺炎病人隔离病房前，他们没收到任何风险预警，“那时我们就戴普通的外科口罩，做常规的呼吸道防护”。
“当时知道有肺炎这个事，但是没听说我们医院有（病人），官方公布的数据又一直没有增长，也（说）没有明显人传人，就没当回事。”刘越告诉记者。“我们急诊科尚且这样，其他与传染病离得较远的科室就更大意了。”
1月20日，钟南山率领的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在考察武汉后首次开记者会证实，武汉出现了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情况。其中一位神经外科患者感染了14位医务人员。
在此次疫情中，刘越也是被感染的医生之一。他回忆自己唯一暴露的可能，是1月6日他们病房住进一名肺炎病人，他在那时没有得到任何有关危险的提示。后来，他负责的16张病床，有一次被4个家庭占据，那时他才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病，人传人”。
武汉市卫健委在1月11日的通报里提到，“切实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集中专家和资源全力救治。”
与国家卫健委反复提及的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四早”原则略有不同，在这里，“早诊断”代替了“早报告”。
。。。。。。。。。
与2003年SARS疫情不同，这一次，中国快速分离出病毒毒株，完成了基因测序，并向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了病毒序列，供全球共同研究应对之用。此举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赞赏。1月8日，病原初步被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
同一天，第二批专家组到达武汉，承担的一项工作就是对《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进行修订。两天后，中国疾控中心研制出诊断试剂盒，新冠肺炎病毒可以通过试剂盒和RT-PCR技术检测。
“我见到的是个绿皮手册，那时出了核酸检测，所以我们就加了一项‘确诊病例’标准，其他部分没有变化。”专家组一位成员告诉记者。
据这位专家说，很多天后，一位武汉医生给他打过电话，承认自己当时没对专家组说实话，明明感染了病毒，也没有承认。
前述三名武汉医生向记者说，当时确实增加了“确诊病例”标准，只不过是在白皮手册基础上增加的，而不是绿皮手册。
记者在《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此次疫情的病例特点”一项中发现以下表述：“大多数收治病例有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部分病例呈现家庭聚集性发病特点，这些聚集性病例多具有该市场暴露史。”
“我们当时知道已有的病例里，有小范围聚集性发病，但是这些人都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前述专家组成员说，专家组得出“有限人传人”的论断，是缘于他们在武汉得知的信息。
1月1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第一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至此，武汉市的试行方案停止执行。
这一天，在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里，多日“无新增病例”后，新增了4例。
本帖最后由 老福 于 2020-2-21 05:33 编辑
老福 发表于 2020-2-21 02:39
1月初武汉卫健委通过自订技术标准强迫医院不报少报新冠肺炎病例
老福批注：触目惊心！永远不要高估有些 ...
老福批注：已经实锤！如果我是领导，就要从武汉卫健委查起。是谁命令卫健委这么做的？希望媒体继续深挖！
“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罗生门，武汉市卫健委“双标”令人迷惑
财新网02-19 19:18
https://xw.qq.com/cmsid/TWF202002190288460Z
【财新网】（记者 高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主任彭志勇此前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曾谈及在1月15日国家卫健委第一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出来之前，武汉市施行的诊断标准中包括“有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等条件。网友批评该标准极不合理，等于将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的“人传人”病例摒除在外。近日财新记者获得一本武汉市卫健委2020年1月编印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手册》，手册收录的两份“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临床标准有着差异明显的规定，其中一份确实将与海鲜市场有关的流行病学史作为诊断的必要条件。
一位湖北省属医院医生向财新记者透露，1月4日，武汉市卫健委在金银潭医院对当地医生做了一次培训，培训中下发了这本《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手册》。手册共收录有十份文件，第一份是《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下称《试行诊疗方案》），第二份是《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下称《入排标准》）。
“《试行诊疗方案》应该是湖北省专家组和最早一批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一起编制的，《入排标准》则是之后由武汉市卫健委编制，什么时候制定的不清楚，但武汉很多医院都是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诊断的。”上述医生介绍，所谓入排标准，就是指导一线医生对病人能否诊断为某种疾病的纳入和排除的原则标准。
记者注意到，在《试行诊疗方案》中，对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病例定义一共四条：发烧；具有肺炎的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经规范抗菌药物治疗3天，病情无明显改善或进行性加重。定义称：同时具备这四条，不能明确诊断为其他疾病的肺炎病例，定义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如果患者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或有类似病人接触史，满足前三条即可。
而武汉市卫健委《入排标准》相比《试行诊疗方案》则要严苛不少。其开篇第一句就规定，同时具备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者纳入。其中，临床表现要求与“国家专家组标准”病例定义列出的四条基本一致，仅对其中发热一条进一步定义为≥38度；更大的改变是要求必须具有流行病学史，即2019年12月1日以来，长期在华南海鲜市场从事交易活动的商户、雇佣者和工作人员，或发病前两周内曾在海鲜市场从事加工、售卖、宰杀、处理和搬运等工作三小时以上者，或发病前两周内曾在海鲜市场有禽类、野生动物明确接触史（触摸或1米以内近距离观看等）者，以及与符合病例定义者共同生活、居住、学习、陪护、同病房的人员或未采用有效防护措施的诊疗、护理的医务人员。
病例定义（case definition）被称为流行病学的基石，是疾病的诊断依据和排除依据，一般包括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和病原学证据三方面内容。在1月9日国家卫健委宣布确定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明确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之前，临床医生并不知道病原体是什么，没有病原学证据，临床诊断只能通过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这两方面。“从事后看，《试行诊疗方案》给出的病例定义总体是稳妥的，既重视了病人流行病学史方面的内容，因为第一批病人确实绝大部分都有明确的海鲜市场接触史，但又没有拘泥于海鲜市场这一个可能的疫源地，对没有类似接触史的病人没有简单排除。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方案中的病例定义执行，不会出现大量与海鲜市场无关的病人漏诊的情况。”这位人士说，“我不太能理解武汉市卫健委为什么又要画蛇添足，在《入排标准》中将与海鲜市场有关的流行病学史改为必要条件。”
从财新记者对武汉数家医院的采访了解看，不同类型的医院对《试行诊疗方案》和《入排标准》态度不一。一些省管医院基本按《试行诊疗方案》执行。如武汉市协和医院12月31日下发全院各科室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定义，与《试行诊疗方案》基本一致，并不要求必须有海鲜市场接触史。1月初，该院医务办公室再次提醒，对于发热临床≥38度的患者均需要高度警惕“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可能性，要求在预检分诊中尤其应重视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患者，包括海鲜市场附近群居发热史及海鲜市场附近诊所就诊史，但同时强调，无海鲜市场接触史患者也不应简单排除“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可能性，如患者表现为发热、咳嗽且白细胞不高、淋巴细胞低，影像学提示有肺部浸润，检查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或流感病毒等病毒阴性，也应由专家会诊判断是否列入“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
另一家市属医院，1月初下发的一份“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待确诊病例判定指导原则中，则要求必须结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特点、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特点及病原学结果诊断冠状病毒性肺炎。该院一位呼吸科医生介绍，流行病学史指的就是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不过他补充说，该院当时并不具有确诊权，而是先检查排除所有常见的流感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病毒性肺炎，支原体和衣原体肺炎以及细菌性肺炎后，经院内讨论后交区里、市里、省级三级专家组讨论后才能定为“确诊”病例。
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委派专家组抵达武汉后，武汉市卫健委当天下午首次公开发布通报称，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2020年1月5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共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1月11日，武汉卫健委再次通报称，经初步诊断新冠肺炎病例共计41例。
2020年1月15日，国家卫建委第一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对确诊病例的临床表现定义完全沿袭了《试行诊疗方案》的相关表述，流行病学史的内容则定义为“发病前两周内有武汉市旅行史，或武汉市相关市场，特别是农贸市场直接或间接接触史”。
老福 发表于 2020-2-21 02:39
1月初武汉卫健委通过自订技术标准强迫医院不报少报新冠肺炎病例
老福批注：触目惊心！永远不要高估有些 ...
这些专家只是听地方领导汇报、看材料，不去一线调查？{:194:} leekai 发表于 2020-2-21 07:02
这些专家只是听地方领导汇报、看材料，不去一线调查？
我捋一捋，逻辑链条似乎完整了：
12月底武汉上报中国疾控中心（一种说法是武汉没有主动汇报，是高福在网上看到‘谣言’后打电话给武汉方面询问）
1月初第一批专家与武汉方面一起制定诊断标准（绿皮）
第一批专家走后武汉卫健委私自制定上报标准（白皮）（第一批第二批专家皆称不知此标准的存在）
根据白皮标准，直至1月中几无新增病例
第二批专家不知白皮上报标准的存在，因无新增病例，被误导（有工作作风问题，不扎实, 轻信），认为人传人风险小。
至19-20日新冠肺炎彻底爆发，已经无法掩盖
第三批专家实地考察，钟南山掀盖子。
武汉封城（有说是中央的命令，有说是武汉湖北方面自发主动封城）
以后就是公开的历史了。 本帖最后由 老福 于 2020-2-22 11:45 编辑
老福 发表于 2020-2-21 12:41
我捋一捋，逻辑链条似乎完整了：
12月底武汉上报中国疾控中心（一种说法是武汉没有主动汇报，是高福在网 ...
老福批注：兼听则明，我们再听听经济学家华生的分析。如果对经济圈不熟的，华生是著名作家中国文联兼作协主席铁凝的丈夫。华生文中解释与高福无私交。
老福批注2：此篇文章更多专注于1月份之前疫情发展轨迹及其相关责任问题。老福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华生：继续说高福（经济学家圈 · 2020年2月22日 00:26）
https://www.chainnews.com/articles/1175950245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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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只是一名经济学家，不过近年来也关注了医疗卫生和健康经济领域。从 2015 年起，我还有幸担任了几年“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卫健委）。近年来还在武汉大学招收了“健康经济学”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因为这些原因，我有机会结识了这个领域的很多专家、机关与事业工作人员乃至一些领导，同时也就正巧在武汉方面有一些朋友。去年我还领衔在《中国工业经济》杂志上发表了“简政放权的边界及优化”的文章，该文的文字部分也被《新华文摘》详细转载。做这个研究的一个副产品，是使我对我国现行的疾病控制体系的设置产生了怀疑，因为它与我们的理论分析是相矛盾的，尽管我当时并未想到这个体系的运行，很快就会出现这样灾难性的问题。因此我从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一开始，我首先就关注这个体系的运行情况。疫情发展以后，我的研究团队就开始全面追踪，准备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做几篇学术文章，认真总结这次疫情发展与防治工作的得失与经验教训。但实际上高福这个人，本来并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就在上篇博文发表的前几天，在我召开的研究团队和学生们参加的近二十人的网络会议上，大家热烈讨论了疫情相关情况，但几个小时中没有一次提到高福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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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只有不让无辜者顶锅，才能真正将责任者现形。须知我们过去发生的错案冤案中，每当抓错罪犯时，总是会有真凶逍遥法外。我想，只要是正直的人，看到无辜者被冤、而让国家和人民付出如此惨痛代价的肇事者遁形，恐怕都难以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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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作为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是我国设置的疾病防控预警的第一道防线作为汇总者的主要行政负责人。因为国家网络直报中心的总枢纽，就设在中国疾控中心。这是我们在 Sars 之后，国家重金打造、国际招标，精心设计建造的。正如一些熟悉和曾在那工作过的人介绍，这个“横向道边、纵向到底”的国家网络直报系统，要求每个医院在包括乡镇卫生院在发现法定传染病时，须在几小时内向当地疾控中心汇报，并同时在网络直报系统输入填报。吸取 Sars 教训，2004 年原卫生部发布《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实施方案 (试行)》（2007 年进行了修订），开始将“不明原因肺炎”作为 39 种法定传染病以外的其它疾病，纳入监测并要求实行网络直报。有这样一个下情上达、覆盖全国的传染病预警系统，就可将这类由各种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在病毒刚刚从动物由各种偶然原因跨跳至人类，还在人类这个新宿主身上开始适应性生存变异的最早期，就为我们中央信息处理中心获悉。在这个阶段，可说是杀鸡用牛刀，不用投入多大力量，也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根本不会造成任何更不用说象今天这么巨大的损失和代价。
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个精心打造的系统，在这个防疫战争中，成了二战中的马奇诺防线：战争还没拉开序幕防线就失守了。这相当于敌人摸掉了我们的岗哨就悄悄杀进了村。因此，如果这次失守的原因主要在高福这儿，他不仅该撤职查办，而且要移送司法，即使判个死刑也不为过。
有人说，作为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即使是下面的疾控中心没报，他也有领导责任。这个说法就是不懂行了。中国的疾控体系与美国等国的疾控系统不同。虽然大家翻译出来都叫 CDC，但人家是垂直领导体系，一竿子插到底，我们是分级管理体制，即地方的各级疾控部门，归当地同级的卫健委这个政府部门领导，高福所在的这个中国疾控中心管不着。
至于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 1 月 1 日到 1 月 20 日，即武汉抗疫的第二场战役中高福所应的责任，说实话那里又跟他没有关系了。因为从 1 月 1 日起，国家卫健委就成立了以主任为首的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并在前一日向武汉派去了领导带队的工作组、专家组，统一指挥和部署。
有人说，高福不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吗，派去武汉的第一批专家组里就有不少疾控中心的领导、专家吗？他怎么会对指挥抗疫没有责任？这就太不了解我们国家行政机关与下属事业单位的关系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只是国家卫健委下属的三十二个司局级事业单位之一，真有行政权的是国家卫健委机关内部的疾病预防控制局。国家机关即便平时到自己下属单位去调人用人，根本不用什么部领导，即便是个司局长、处长，也是一句话的事。许多时候甚至是直接调人帮机关干活，让被调用的人告诉一下单位领导就行了，更不用说是在已经进入应急状态的特殊情况。况且高福只是疾控中心的技术型二把手，上面还有一把手党的书记，调人用人这种人事上的事，根本不用通过他。他只要做好组织上和领导交办也极为重要极为紧迫的病毒分析、鉴别研究以及相继的病毒溯源，进而前线最急需的新病毒的试剂研发等项重要工作，我们就不能说他对这阶段的整个疫情防控工作还有什么责，或他对疾控中心被领导机关抽调去的人员在武汉的言行付有什么责任。
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因为他的专长就是病毒学，因此他就被分配指派去负责实验室攻关等工作。这样也使他在 20 号之前根本就没有机会见媒体。我想如果他也被派去武汉，我看像他这么守规矩听话的人，也会按现场的纪律和口径发声，那就更会被舆论围剿，成为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最佳射靶。那样的话可能谁也帮不了他，我的上一篇文章估计就不会也没法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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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读者质疑我说了那么多“如果”“听说”，很不严谨，也不像我一向以来写文章的风格。这个批评当然有理由。象我这个年龄和经历的人联系面确实很广，渠道和消息来源也多，而且大家都知道我几十年来一贯是真正维护中国稳定富强、人民自由幸福的建设性改革派，同时对问题的批评也直言不讳。我过去说过，任何人都不敢说他什么真话都敢都能讲，我也一样，但除了个别场合的几句套话，不说假话，尽可能说真话说实话是应该可以做到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的书籍、文章、讲话很多，许多当时也争论很大、褒贬不一，但回过去看，我今天没看到有什么让自己脸红后悔的话。所以我在体制内外都有一批朋友乃至所谓粉丝，愿意帮我研究提供信息，相信我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背弃信任自己的人。实际上对于上篇文章中所提到的每一件事，我都至少通过二、三个以上不同渠道反复验证。但尽管如此，我应当承认我毕竟不是权力机关，没法把证据拿在手上。有的即使有，为了不违反法纪、保护消息来源也不能公开。否则的话，我上篇文章说到那么多的人和事，发表之后随便一个人、一个单位出来澄清辟谣，那我早已万劫不复，还能现在坐在这儿写文章？
除了多渠道了解核对情况，还要与官方公布的新闻和数字相对照。这样，即使没有第一手证据的证实，从逻辑上也已经可以得出确凿的结论。做到这一步，就能像福尔摩斯那样的私人侦探一样，大大减轻执法机关破案的难度，往往只需最后立案审讯取证。
其实权威公布的官方信息量也很大，认真梳理，相互对照，证据、结论也就可以有指向。只是现在太多人忙得沉不下来，不愿深入去做认真的资料整理工作。下面我就给大家来展开一下公元 2019 年的最后一个月发生的，这个可进入教科书的国家疾控预警防线失守失灵案例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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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先追溯事件的主线索。
我们知道网络直报系统（全称为法定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系统）设在中国疾控中心，有专门机构即信是中心管理。据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对媒体介绍，“中国疾控中心是每天有一组人专门监测，每天写分析报告。并且，一旦发现不明肺炎在一个地方超过 5 例，就自动触发核查机制”。这个系统工作卓有成效，在 2005 年 H5N1 和 2013 年 H7N9 禽流感防控中发挥了重要预警作用，受到了表彰。而这次疫情即使按武汉市卫健委 12 月 31 日自己发的通报，武汉 12 月底之前已发病例已经达 27 例。武汉市有关方面如果早就每天申报了，早就在 12 月中过了三例必报五例（中国疾控中心派人）必查的两道警戒线。如果真报了，这些监测人员和部门这个月全都失职睡觉去了或全体隐瞒不报？或者他们汇报了，分管的副主任以及两个党政一把手把报告压下来？他们何无动机好处的去以身试法，难道全都活得不耐烦了？
其次，来看下面佐证的侧线索。
根据现公开资料，世界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 2020 年 l 月 29 日发表了由 13 个重要科研单位、共有 45 名作者署名的关于武汉肺炎的文章。因文中有高福作为普通作者之一署名、被同行妒恨者故意歪曲后在国内网上炒作，引爆网上讨伐高福的舆情。
此文由于实际是国家主管部门卫健委组织写作的，是展示我国科研和防疫工作透明度的成果。因此具有高度权威性。这篇回顾文章中仅根据当时收集的 400 多例早期发病后又被确诊的样本，就提供了到去年 12 月 8 日自首个不明肺炎病人发病就诊后，病人几乎逐日增加，到 12 月底已达 47 个病例。而 2 月 20 日刚出版的“中华流行病杂志”上，中国疾控中心对迄今 7 万多个病例又作了回溯性分析，估计武汉在 12 月 31 日的病例应已超出 100 人。按发病就诊记录，至迟在去年 12 月 13 日病例超过 2 人时，武汉方面就应当向国家网络直报系统上报。但是他们现在大张旗鼓地表彰在 12 月 26 日向当地有关领导和部门汇报、从而引起重视的张继先医生的事迹可知，在此之前，他们根本不知道各医院病例不断发生和增加的情况。如果不是张继先医生的认真执着态度，他们还不知还要麻木到什么时候。
据央视网报道，张继先医生了 26 日发现一家三口的疑似传染病情后，27 日再次接诊两名同样情况的病人，当天就向医院报告，医院又同日报告给江汉区疾控中心。但有关方面似乎仍未醒来。之后两天，仅这一家医院门诊又收治了 3 名来自患者。7 名患者症状和肺部表现一致，只是轻重有区别。这时张继先又向医院上报。29 日下午，院内专家对这 7 例病例进行了讨论，并在再次向区、市、省级疾控部门报告。直到这时候，湖北和武汉的相关疾控和卫健委部门总算才如梦初醒，感到事情有点不妙。因为他们在此之前，早已多次收到不只是一家医院的报告。29 日下午，在不得不向当地党政领导机关报告的同时，湖北省和武汉市卫健委下发通知，立即启动应急处置工作。省、市、区疾控中心赶赴现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产生于 30 日的这个省市区疾控中心联合调查的报告，最近在“知识份子”公众号上被原图贴出）。12 月 30 号武汉市卫健委还内部发出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这个通知的内容当晚被人透露在网上，被一些人包括高福在网上获悉。
春节以后，当全党全国人民整体动员起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开始有望遏制这场疫情的进一步发展和蔓延的时候，2 月 6 日，湖北省有关政府部门匆忙给张继先医生记大过奖励。这于张继先医生当然是应得的荣誉。但是，疫情的肇事者们是否想到，当临近 12 月底，武汉不明肺炎病例已经到达几十名时，当你们宣布这时的报告者才是疫情报告第一人的时候，这是否无意中是否就已经承认：你们直到那时根本不知道那前面几十名病例的发生，或者知道了也从未引起你们的关注和重视。那么，这岂不就等于同时向社会公开承认了自己先前的违法违规事实呢？
也许，本着湖北和武汉这些主事者们贯常的思维和做事方式，是内外有别内紧外松，尽管没有按法规正常向网络直报中心申报，但是事已至此，至少也会立即向中央政府的主管部门做了汇报吧？
第三条线索的旁证。
这其实还是众所周知的公开信息。1 月 22 日国家卫健委李斌副主任在国家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表述：“国家卫健委于 2019 年的 12 月 30 日获悉湖北省武汉市发生了聚集性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第一时间派出国家工作组和专家组，实施国家和省市联动，指导对武汉市全力做好疫情的防治工作”。从这个新闻稿中可以引出以下两个推论：1，尽管从 12 月初起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就在武汉持续发生发展，但直至 12 月 30 日之前，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向国家卫健委报告。2，即便是到 12 月 30 日，国家卫健委终于知道了消息，也不是接到湖北省或武汉市政府的报告，甚至也没说是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的报告，而是用了一个非常蹊跷的“获悉”两字。我最初的怀疑和调查，正是从这些相关法规规定、相关部门职责、国家疾控网络直报系统的工作流程，以及地方政府与国家主管部门发布的消息和数据这些之间的差异、冲突和矛盾开始的。“如果”和“听说”只是对这些推演出来的逻辑事实投石问路。
不管怎样，看来在 12 月 30 日国家卫健委获悉疫情之后，湖北和武汉有关方面想自我消化解决问题的想法已无可能，故在 31 日午后首次向社会公告。但是，他们在得知疫情发生后，仍然想继续粉饰太平，维护治理模范生的形象，在国家卫健委工作组和专家组到达之前采取的一系列紧急应对举措，却给其后的抗疫阻击战埋下了更多更深的祸根。这是后话。
在我上篇的文章发出以后，有人善意的以常识思维，质疑其中的故事太过夸张，难以置信，因此真实性只能为零。但是实际上，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在事实上发生了。须知，即便这次的致病病毒确实有些狡猾诡异，但如果不是有相当一批主事的人，从开始就犯而且不断重复让人匪夷所思的低级错误，怎么会在我们国家今天具备如此雄厚实力的情况下，把小错办成大错，把大错酿成灾难，以至让武汉和湖北人民深受其害，全国人民深受其累，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威信形象。这些两面人平日里好大喜功，尽做表面文章，唯上不唯下，唯名不唯实，真正遇到情况敌情，那些假大空的招数都不管用了，立刻就现出原形。这些人口口声声说是维护当地的发展稳定大局，说他们粉饰太平、谎报军情只是不想给领导添堵，却最终事与愿违，给领导和全国人民添了大难添了大堵。他们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让无数的干部群众在疫情蔓延面前疲于奔命还被动挨打。甚至有人在事情败露之后，还文过饰非，转移目标，嫁祸他人，实在是让人忍无可忍！如果我们让这些真正的肇事者逃之夭夭，天理何在？党纪国法何存？
当然，我们的目的并非在惩治少数责任者，而是要从这次疫情中深刻总结经验教训，以防范此类事件的重演。我们要找出治理体系短板，搞清制度设置的漏洞，反思过往的思想和认识偏误，才能真正对症下药。因此，在我们转入这次抗击疫情的下一阶段战役之前，还必须先对第一道防疫预警线失灵的真正制度原因进行剖析，找到补救和应对之道。 老福 发表于 2020-2-22 11:43
老福批注：兼听则明，我们再听听经济学家华生的分析。如果对经济圈不熟的，华生是著名作家中国文联兼作协 ...
敢言，是一种宝贵的品格！
2020年02月20日 17:00:49 来源： 新华网
老福注：据说这篇文章被微信封了。人间有正气，只是这次要看一看正气能否压倒邪气。
一周前，2月12日，湖北省当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840例，其中武汉13436例。这是疫情暴发以来，湖北、武汉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唯一超过万人的一天。其原因在于，湖北省增加了“临床诊断病例”分类，对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者，确定为临床诊断病例。
乍一看到上万人这个数字，很多人着实吓了一跳；再看到是因为增加了“临床诊断病例”，很多人又着实坦然了不少。大家心里很明白：数字“飙升”不可怕，不真实的数字才可怕。此后一周的事实也表明，湖北、武汉的确诊病例等数据已经出现积极变化，2月19日的确诊病例下降到了三位数。
CT作为临床诊断依据，是有效防控疫情的关键之一。这其中，有医生张笑春的功劳。2月3日，这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影像科教授发微信朋友圈，公开质疑用核酸检测确诊新冠肺炎的可靠性，建议用CT影像作为诊断主要依据。依然忙碌在战疫前线的她说：不怕说真话，多大的事情能有人命大？
不怕说真话，人命比天大！张笑春说，“敢言”是一种宝贵的品质，尤其是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每犹豫一分钟，可能都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我们要为这位女医生点一万个赞。说真话，很多时候需要一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信念，需要不迷信权威、只相信事实的品格，需要敢于大声疾呼、为民请命的情怀。
与此同时，“不怕说真话”，这不经意中的表达中，一个“怕”字令人有点心酸，更令人加倍警醒。我们平时就该强调，战时更要强调：不要“枪打出头鸟”，不要让讲真话的人瞻前顾后、胆战心惊，不要让讲真话成为一种悲情、一种冒险，更不要让怕讲真话、不讲真话成为一种自我保护和世故。
总之一句话：让人讲真话，天塌不下来！
此次疫情暴发前后，许多相关事件反复证明：只有讲真话、听实情、办实事，疫情防控工作才能有效推进，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才能得到保障。欺上瞒下、粉饰太平，就一定会带来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
对于真话，一定要认真倾听；对于讲真话的人，一定要加以善待。对于一些不太准确、稍有偏差的善意忠言，也要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胸怀和担当。
据媒体报道，对于张笑春医生的行为，单位领导和同事给了她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她所在医院的院长说，“你是我的教授，我相信你的判断，万一错了责任我背”。她的影像科主任也安慰她“不要背心理包袱”。这样的领导和同事，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实事求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要实事求是做好防控工作。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关键阶段，中央突出强调实事求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我们以求真务实作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重要遵循。鼓励讲真话，听人讲实话，按照真话办实事，我们就能撑起一片朗朗乾坤！（杨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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